我常说，当代中华民族的许多拥有话语权的所谓精英，不是是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极其虚伪者。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严重背离，用更通俗的话说，说的是这一套，具体做的完全是另一套。

  那些落马官员就是他们的缩影。没有落马或不了解他们时，从他们的铿锵话语和处心积虑的作秀中，我们往往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正派无私最廉洁奉公也最精明能干的公务员，等到掀开他们精心的伪装，了解他们时，才发现他们中不少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莫言说，教育虚伪，语文教育虚伪。语文教育为什么虚伪，还不是因为社会需要，更明确地还不是政治需要。

 有时，我禁不住会诅咒：这万恶的政治！这万恶的政治什么时候能被关进笼子里，不肆意作恶呢？

虚伪的教育

 《导师》（《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9页）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 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我还不能“带住”①（《鲁迅文集·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②，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③”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④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⑤，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⑥──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⑦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⑧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⑨。

　　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②“攻周专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二月二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③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又慨叹“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徐志摩则说：“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④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和同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中，曾一再说到一九二一年夏天他在伦敦访问萧伯纳的事。

　　⑤李四光的“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话，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3〕。李四光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成员之一。

　　⑥勃罗亚（L．Bloy，1846—1917）：法国作家，著有《一个专事拆毁的工程师的话》《失望者》等。他常在文章中用极毒辣的语言攻击当时文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

　　⑦指王世杰，他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成员。他曾叫嚷“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对此，鲁迅指出：“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见《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⑧指本书《不是信》一文。

　　⑨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中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 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Above the Battle Field”，英语，意为“在战场上”；这是徐志摩对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集《超乎混战之上》一书书名不准确的英译。

余世存：谁还配做我们的老师

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无论思想、立场持左持右者，对教育的批评是惊人的一致。如李零教授正告当政者语：“大学不是养鸡场。”如钱理群先生的名言：“我们的教育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资中筠先生说我们的大学教育：“聚天下英才而毁之。”无论地位是高是低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有条件的，送他们到国外去读书。这种送，即是我国人最后的底线，一种血缘之善：自己可以忍受罪苦，而把孩子送到光明的、有希望的、宜居宜学的国度。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为此感叹：“别老说正路邪路这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你们把自家孩子往哪里送，哪里就是正路。”

在移民赤字、人才赤字中，我们的留学（课程）赤字也是相当惊人的。我国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等国的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在我们两三千万的大学生中，堪称精华一百多万人在海外。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其全国大学生的比例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我国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多。我国人到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人来华留学人数的十倍以上。

不用说汉唐盛时的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末世，也少见这样的教育奇观。考察中外教育，同样寒窗十年，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跟人家教育出来的人难以相提并论。资中筠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这样的教育一如雾霾，大概是我国人的业力或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孩子要寻求出路，除了出国一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救、同济共济。借鲁迅的话，不要相信当道者，不要相信成功人士，不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在跟人的互动中，去寻找同道，寻找真正可以师法的健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说人格高尚者才配作我们的先生，这话在今日语境中显得“高大上”。经济学假设、潜规则流行、三观尽毁的无节操，使得当代人的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为国人“你懂的”普遍现象。斯文扫地，师道之无尊严，也成为大家叹息又无可奈何的现象。也许只有我们这里，老师才被学生称为“老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们被很多人漠视、轻视，甚至仇恨，“新三座大山”中即有教育大山，“眼镜蛇”荼毒国人被列入民谣中并不让人意外。“古之学者必有师。”今天的人很少有人称赞自己的老师。邓康延先生主持拍摄的《先生回来》纪录片，选取了民国史上的几位校长、老师，在北京798展览时，曾创下一周十万人参观的奇迹，就是因为在师道师德问题上跟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这是一个让我们说来不免羞耻的话题。但任何轻薄都有违东西方文明对师道尊严的规定。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天地君亲之大伦中之一伦也。跟教书匠不同，跟愚民愚人者不同，师者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惟有这样的师道师德加持我们，我们的人生在顽时才能提升为廉，在懦时才能立志，在怯时才能勇猛精进，在薄时才能校正得敦厚，在鄙时才能转变为宽广。

师道，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这种大学之道，就是要把人从“子民”“百姓”“小人”状态解放出来，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这就是《大学》开篇开宗明义强调的，也是朱熹一再称道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大学》等文献中可知，中国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养丰富的人、全面的人，《大学》所弘扬的人格德性更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我曾经说，从《大学》中还可以推论，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顾小家停留在齐家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止于治国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他们既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也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人格。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大学之道”与其他文明的圣哲心地相通。苏格拉底坦承：“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师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佑我们，以君，以亲，以师来加持我们。在这中间，师者的心地是最为自由的、光明的、高尚的。尊师重道是我们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因为，“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老师决定了学生一生的命运。师者对学生的引导，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礼记》为此明确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大学》则深谙人性中的阴暗和果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当代中的很多怪现象，有些学官、教授为大众嘲笑、诅咒，即在于他们的狂悖，他们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为一个个的笑话，他们是“教育雾霾”的制造者。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人格才配作先生，没有德行的人其灵魂也是阴暗猥琐的。今天我们社会流行的成功之道，以及官本位文化，在有尊严者心中，只是“世禄”，它们既非我们的师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标，但遗憾的是它们仍为很多人师法，它们仍在流行。它们的流行让我们与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灵相睽违。古希腊的圣贤伯里克利说过：“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考察东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我们可以辨识一个人的人格之涵养乃是人生社会的终极。中国人讲，与天地参，即是此意。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格养成，并不高深，因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儒释道在此殊途同归，一个人只有示现仁义，其人生才可圆满，庶几无愧。而西方人在此的诗意仍然一致：康德说，“人是目的”；两千年前的伯里克利则骄傲，“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样一副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这是乾隆皇帝为孔子写的。虽然很多人对孔子不以为然，但他作为老师却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弟子的关系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样的人生情境，今天仍让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