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院博士生入学第一学期的首门专业必修课就是潘先生开设的《中国高等教育专题研究》，课前先生会给学生发一本每年都更新的自编讲义。九月的厦门，依然是“炎炎夏日”。班里的13名同学也都早早来到教室，翘首以待先生授课，而我心里还有些莫名的小紧张。“先生来了、先生来了，大家赶紧起立”，班长李玲玲跑进教室告知大家做好准备。上午八时许，先生面带微笑，身穿一身浅灰绿色西服，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由刁瑜师姐搀扶着缓步进入颂恩楼9楼的教室，泽强师兄则提着先生的公文包紧随进入。

先生入座后，望了望大家，问：“人都到齐了吗？”班长回答道：“先生，同学们都到了。”先生点点头，说：“好，我们开始上课。同学们好！我叫潘懋元，是你们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请同学们也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在先生讲话的短短时间里，我定睛望着先生，先生讲起话来抑扬顿挫、神采奕奕，略带些许潮汕口音。对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这样的注视和凝望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下课和同学交流时，才得知程伟、辛均庚等好几位同学原来都和我一样，上课都紧紧地望着先生，看来都是出于同样的敬仰之情）。大家介绍完之后，先生便直奔主题，系统讲了这门课的性质、要求、任务和组织方式。那年，先生已92岁高龄，给大家一讲就是1个多钟头，洪亮的声音、清晰的思路和极其宏大的研究视野让同学们敬佩不已、念念不忘。在课程安排中，先生要求每一位同学选择两个不同的主题进行现场报告，再由1名同学进行点评，通常一个上午差不多有3名同学汇报。记得有一次，某位同学刚上台报告不久，先生就闭上了眼睛。台下的同学发现后，面面相觑、窃窃私语，都以为先生睡着了。此刻，台上汇报的同学也渐渐放慢了语速和声调。突然，先生睁开眼睛，来了一句“你怎么不讲了？”惹得大家轰堂大笑，后来我们才知道先生只不过是“闭目养神”，但是耳朵和大脑时刻都保持着高度清醒。一旦同学汇报结束，先生便会睁开眼睛点评并组织大家讨论。

每每听邬老师这一代弟子讲潘先生的上课故事，绝对离不开“抽烟”教学（记得张宝昆老师曾说：“我烟瘾之所以大起来，与潘先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会给你递烟，而抽烟确实能让人思考问题”）。而我们这一代人接触的先生课堂则有一个新特征，就是“闭眼”教学。一来能让我们意识到思考问题要静下心来、全神贯注；二来这也是先生的养生之法；三来说明先生闭着眼，比我们睁着眼的人心里都清楚明白。

潘先生在学术要求上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这些“孙辈”弟子同样严格。先生的课程作业共有5篇，包括2篇专题报告、2篇读书报告和1篇自选题目小论文，这些作业需要在放寒假前上交，否则就不准回家。于是，大家都很认真地准备。从一定意义来说，并非是大家为了能回家过年，而是对先生心存敬畏。说到先生的严格，同窗张振帮我整理上课资料照片的时还回忆道：“先生还批评过我呢。”他这么一说，让我好像又回到了先生的课堂。先生的教导和批评中肯而温暖，他会当面指出你的不足，以及建议你如何改进。或许正是得益于先生诚正的育人风尚，使得大家在课堂互评和讨论中真实而诚恳，我们在大师的熏陶下得到了锻炼和进步。现在，我时常仍会找家新、志忠、张振等同窗讨论问题，也会把自己的论文初稿给他们看，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习惯。

记忆犹新地是，我的这门课程还拿了全班第一，5篇作业有3篇在学期间发表。尽管先生那时已有90高龄，但对我们提交的作业都会亲自批阅，并用红笔在段落旁认真批注：有肯定的话，有疑问，也有建议……为了让先生看的清，大家通常会把字号调整为三号，行间距2.0，但是先生的评语字迹却清秀小巧。全班13位同学，即便每人提交5000字的作业，也有近7万字，相当于一本硕士论文。我时常能想象到，先生左手拿着放大镜给我们批阅作业的情景，或许是某个艳阳的早晨，或许是某个夕阳余晖的傍晚，或许是风雨交加的黑夜……如今，我们也都当了教师，我时常不禁自问我们是否做到了像先生这样的老师？我想答案是明确的，潘先生的言传身教无疑将是我们这一代弟子教师生涯的楷模。

记得那时，跟着先生学习最开心的日子莫过于结课聚餐，因为这是课程圆满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也是先生课程结束的惯例。当我们正为去哪里、吃什么发愁时，先生建议吃西餐。于是，我们选择了学校的逸夫西餐厅，就在丰庭的正对面，现在也是校友会的办公地。先生为什么选择西餐？想来是让同学们体验一把仪式感！精干伶俐的班长玲玲奉命早已预定好了长桌，课程结束当天中午，我们和先生一起来到逸夫西餐厅二楼。我记得当时最便宜的一份也要129元，好像是黑胡椒牛排，三文鱼的就更贵了。最后，还是先生花了一千多块钱请我们吃的西餐。我们说AA制，先生摆摆手，说：“没关系，你们现在还没有赚钱，我饭卡里钱还多呢。”

虽然以前我也吃过西餐，但是像如此正式的西餐和就餐还是头一回。我们围着先生就坐后，先生笑着问大家：“你们了解吃西餐的规矩吗？”大家摇了摇头，异口同声地说：“先生，您给我们讲讲吧。”此时，服务员刚好端来了开胃菜。只见先生左手拿着餐叉，右手拿着餐刀，一边演示，一边给大家讲如何使用餐具以及餐具摆放的含义。我们也是边看边学，摆弄着刀叉。瞧，胡天佑都笑得合不拢嘴了。先生说：“吃西餐也是一门学问哦！”是啊，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会发现生活处处皆有学问，生活需要仪式感，大学更需要仪式感。一次难忘的西餐，让我们忘不掉的不只是美食和欢笑，而是深刻体会到大学餐桌上的文化。

潘先生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就在于他时刻强调要解决高校教师发展和教学管理的实际问题，说到底就是要深入一线。因此，他说：“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这是潘先生对高等教育研究最朴素的认识，但同时也是最得“人心”的共识。

博士生第一学年下半学期，邬老师会开设一门专业基础课——《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题研究》，该课程设有一项重要的实践环节是实地调研。在我们入校的几年间，几乎每年都是先生亲自带队前往开展调研。就我所知，几年来先生带着博士生们去过汕头大学、四川影视学院、泉州理工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记得先生笑着对我们说：“邬老师太忙了，只能我带你们去调研了。”2013年6月2-8日，我们跟着先生、邬老师、别老师和郑书记一同前往上海电机学院开展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集中调研学习研究与实践的技术本科教育。调研前，在陈萦师姐的帮助下，大家开始准备、预习和讨论工作；在别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设立了3个调研小组，分别是技术本科教育理念组、技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组以及技术本科教育产学研合作组，本人还担任了第2小组组长。

一周的调研时间，紧张、充实而忙碌，足以让人永生难忘！六月的上海，格外炎热，但先生无疑是最有风度的学者，他身着夏季西服、白衬衣、黑皮鞋，更加正式的场合会系上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这与上海滩的城市文化与格调格外相称。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斯文！这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学者的“标配”，不仅来自外在的服饰，而在于内在的气质与习惯。回想起那段时间的调研，是一件苦乐参半的记忆，但也是一段无比幸福的回忆！我们白天听课、访谈、参观，晚上大家集中讨论、群策群力，熬夜到凌晨三点写调研报告。这些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山东大汉石猛搓着背心正在冥思苦想，沉稳的辛哥（辛均庚）若有所思，并时不时点头示意，“笔记哥”李家新不停地翻着白天的记录，我坐在电脑前激动地敲着键盘，玲玲跟我吵完架（一段插曲）后还给我们主动送咖啡以表关心……写到这里，无数个片段浮现在眼前，让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在整个调研期间，先生总会轮流参与我们三个小组的调研活动，这既是一种督促，也是一种指导，因为先生每次都会给我们宝贵的意见，特别是能带给我们信心和鼓励。他会默默地坐在一旁听我们如何开展下一步的调研工作，结束时还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记得有一天中午，先生检查调研期间住的寝室。我和张振住在一起，听先生突然检查寝室，已经走到寝室楼门口，我们赶紧整理好衣物，好在我们是最里面的一间，我还拿着张振随身带的香水一顿乱喷。先生挨个检查，进到我们的寝室后说：“倒是整洁，但有种怪怪的味道。”我赶忙回到：“先生，难道您没有闻到有一股淡淡的、雅致的清香味？”先生摇了摇头，说：“没闻到。”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只不过是高教研究的一帮小学徒，竟敢在一所大学里提“专家意见”，真是有些“肆无忌惮”！我们跟着先生去调研，就像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子躲在大人的身后，还又学着大人的模样自说自话。但这次调研经历的确让我们班所有同学都变得成熟许多，不仅是接人待物、专业知识、团队合作，更重要是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学者的风范、谦虚的品格、务实的作风和专业的思维，我想这也是中外高等教育学界敬重先生的原因所在。

2014年9月，我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公派出国留学了1年。回国后，我专门拜访了潘先生，向先生汇报了出国学习的情况，还带了一盒鲁汶的巧克力。先生和我寒暄了几句后，便提到：“我很期待你的博士论文哦！”还希望我能向全院师生做一场关于留学比利时的报告。临毕业前，我向先生、老师和同学们汇报了留学经历和收获，这也是我在全院周一例会的最后一次发言。据同学告诉我，在我留学期间，先生时常会在沙龙上提起我，还表扬了我在《复旦教育论坛》发表的论文。

2015年12月5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重大的历史时刻——博士论文答辩。潘先生作为评委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自我2012年来厦大读博后，潘先生第一次作为评委参与答辩，我甚感荣幸，很是激动。答辩结束后，经答辩评委一致通过给予我“5优”的成绩，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结果。我倒不是认为自己论文写得有多好，估计是评委们肯定了我挑战选题的勇气吧。我记得答辩评委之一的谢作栩老师说：“现在的青年博士生，还是很有理论勇气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说这篇论文的成绩，应归功于我的导师邬大光教授，因为论文的选题完全出自邬老师敏锐的洞察力，只不过是我自己有些无知者无畏恰好被选题选中了。后来2016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荣获了中国高教学会第12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在南宁的大会上再次见到先生，先生见到我说：“我是来看你领奖的。”先生话语一出，我更是感到惭愧，但这也一直激励着我要继续努力，不能让先生失望。

再转回答辩结束，先生问我：“工作怎么样了？”我说：“还没有找到工作。”先生了解后帮我积极联系推荐，还建议我能留校做博士后，帮我打听学校的博士后政策。还提起刚好有一项委托课题“混合所有制办学”可以由我来牵头研究。当我得知，先生为我的工作操心费神，至今都让我内心难以平静。一位95岁的老师，却时刻牵挂着孙辈的工作和未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大先生，他把全院学生视如己出，无私地帮助每一位弟子解决学业、职业、家庭乃至人生的困难。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大师，能得到他的指点和垂爱，是何等的荣幸。最后，由于感情等原因，我选择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后来来到西南财大工作），还特意请先生写了推荐信。先生签字的那一刻，还在问我：“决定了吗？你可不要后悔哦！”我怯怯地回答到：“嗯，决定了！感谢先生的厚爱。”或许这就是人生的际遇吧！“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离开厦大前，我特地向先生辞行。先生说：“有空要常回来看看，要多支持母院和母校。”我连忙回答到：“好的先生，我一定常回来，一定多联系学院。”由于课题和会议等原因，仅16年上半年返回母校就多达4次，我可能是我们班毕业返回母院次数最多的毕业生了。有一次，恰好是周六到厦门，我向先生报到时，先生说：“今晚有沙龙可以参加，来得早还可以在家吃晚饭。”据说，能得到先生邀请在家吃饭是最高礼遇。那天，我还真是早早去了先生家，主要是给先生带了汶川的车厘子，怕温度太高变坏了。想着不叨扰先生，特意提前在外面吃了一碗面。到先生家时，大约下午5点多。先生见到我给他带了车厘子很高兴，一边表达谢意，一边给我开电视，说到：“你先看会电视，我去备备课。”（似乎周末有个教师培训）虽然备课对教师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但先生备课反而让我先是一惊，后是一敬。被大家奉为大师的潘先生，对待教学永远都是一丝不苟。正如先生所说：“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到了大概6点，先生从书房走出来，对我说：“一起吃饭吧！”我赶忙说：“先生，我在外面吃过饭了。”先生接着说：“来吧，吃点菜。”盛情难却，我随先生坐下来一起吃饭，我一个“不饿”的人，还喝了一碗粥，吃了牛筋和海参。说实话，和先生吃饭还是有些紧张的，我赶紧吃完把碗筷拿进厨房。先生见我起身说：“你就吃这么点，饭量太小了。”我赶忙说：“我晚饭吃的少。”其内心独白是，心情紧张地吃不下了。

2018年5月，恰逢母院成立40周年，我和妻子（亦是院友）一同前往参加“建院四十周年大会”，并向先生正式介绍昔日的“学妹”已成为如今的“发妻”。记得当时，我们还从买车的钱中节余出一些向“懋元奖学金”捐赠了4000元，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获得过“懋元奖学金”，饮水思源、回馈母院是我们应该做的。2019年11月，再次来厦大参会时，两个人已经变成了三个人，我们带着刚出生8个月女儿芽芽来参会，特意让先生见了见我们的孩子。散会后，大家簇拥着先生从会场走出来，先生看见女儿芽芽很是开心，还和她握手合影，不到1岁的芽芽与99岁的先生见面，这是一个世纪相遇的握手。正如别敦荣老师所说：“高等教育研究要从娃娃抓起，要培养高教研究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