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埃茨科威兹。是社会学博士，现为国际三螺旋协会会长，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访问教授和爱丁堡大学访问教授。曾在哥伦比耶大学师从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罗伯特·默顿做博士后研究。九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大学—产业—政府在创新战略形成和落实中的关系，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Loet Leydesdorff教授等开创三螺旋创新研究领域，曾创立国际三螺旋大学，足迹遍布全球，被誉为“三螺旋之父”。

MIT创业模型的发展过程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MIT的建立阶段，这一时期的校长是威廉·巴顿·罗杰斯，此时MIT为赠地大学；第二阶段的校长为万尼瓦尔·布什，这一时期MIT从咨询到创建公司；第三阶段的校长为卡尔·康普顿，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风险基金公司的强化，加强了学术和企业之间的联系；第四阶段的校长为弗雷德·特曼，这一时期的特征是MIT到斯坦福创业模式的完善。

MIT的建立由是四股学院潮流的汇合而成，分别是赠地体系的起源、古典大学、技术学院和研究型大学。

赠地体系这个与经济、产业相关联的大学概念起源于农业发展的一种模式。一开始，农民科学家作为力量单薄的个体，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联合资助后，形成农业研究机构这一集体力量，此时美国成为世界农业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古典大学这一潮流中，教学学院使用相同的古典课程训练它的学生，使其毕业生具备学术职业的资格。技术学院集中在工程职业的培训，是伴随着产业革命而兴起的一种潮流。研究型大学的终极目标是研究，最开始的研究型大学在人文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兴起，逐渐延伸到了科学领域。

根据《莫雷尔法案》，每个州都有一定的联邦赠地，用以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和帮助美国当时主要的产业一农业的发展。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发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于是议会将基金的大部分拨给一所非农业学校。MIT的建立得到了马萨诸塞州30%的赠地，这为MIT在已经拥有很强的技术和农业基础的地区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随后，罗杰斯提出一种全新的、与企业相联系、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大学的概念；MIT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是将中心放在了工业而非农业上，并且“应用科学”这一中心使MIT与别的学校区分开来。

咨询是指在校园里向公司的访客或是在企业实验室里提供咨询，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材料和产品测试，或者偶尔为公司开展小型研究项目。可以看出，企业和大学的合作机制体现为提供咨询，但是在这一咨询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争议，包括企业、教授、学生之间利益的分配和秩序的连理。如果教授要进行研究，就意味着他们会减少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成为了棘手的问题。于是，MIT副校长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五分之一”或者“每周一天”的原则，解决了咨询这一问题。即教授每周花一个工作日或者一天的时间来专门处理咨询问题，其他时间用来指导学生和教学，这一制度将教授参与公司咨询的活动合法化。值得一提的是，咨询争议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特殊的背景，这一时期工程系建立，MIT从产业界雇用了顶级工程师作为教职人员，提高了学院的研究能力。

作者进一步对“大学-企业”关系的模式进行分类，认为“大学-企业”关系的模式主要分为非正式和正式这两种模式。非正式关系被比喻为“隧道”，教授和他从前的学生之间订立合同，并且可能一起参与公司的咨询和研究项目。正式关系被比喻为“桥”，大学可以在正式机构（联络和技术转让办公室）提供的场合上正式介绍潜在的企业伙伴，收集各项发明的公开资料，协商授予专利许可和签订合同。无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模式，都有其超越对方的优势，并没有先后之分。完成“研究一企业”循环的最后一步是将这些想法投入到企业的实际应用中去，不管是在现有的公司还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创建新的公司，布什就参与创办了雷神（Raytheon）电子公司。

“大学一政府”关系则是建立在“大学一企业”关系的正式模式之上的。MIT办公室用于规范教师与企业的非正式关系，同时也通过行政体系来引导这种关系。二战期间，办公室被用来处理与政府的合同。这种做法成为二战后其他大学捐款和合同办公室的模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学-政府”的关系有所不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MIT想成为一所从事军事研究的学院，这一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科学家在军方的控制下工作，并遵守军方确立的研究方针，军方控制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学院的发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府对大学的支持只有“赠地形式”，战争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让大学发展受阻。于是，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MIT副校长兼工程系主任凡尼瓦尔·布什和MIT校长卡尔康·普顿三个人通过努力争取，使政府相信学术科学可以用于发展军事技术，并且成功地说服联邦政府的执行部门成立了一个支持军事问题研究机构。最终目标是利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来支持大学的研究。这一时期，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成为接近政府的领头人。一些企业科学家，比如贝尔实验室主任弗兰克·朱威特，虽然参与其中，但只是协助布什和科南特等学者领导的第二把手。

二战时期的MIT凭借其高超的技能能力、丰富和管理经验和坚定的首创精神，成为主要的战时研究中心之一，MIT成为可以按照军方所希望的速度完成工作的唯一机构。专利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排他性许可背后的先决力量。二战期间，MIT的专利生意绝大部分是与政府和企业合同有关，二战中研究的扩张也加速了发明的速度和专利的数量。二战结束后，各学科的理论家和工程师被集合到一起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重塑了大学的角色和功能，学术机构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部门，众多军事资金来源不断扩展着研究项目的内容。

20世纪初到战后，美国推行知识性经济发展的创新战略，传统意义上只充当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大学也称为了生产要素之一。典型例子是“128号公路”半环形公路，被全世界称为“美国的技术公路”。128号公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条半环形公路，是一个与硅谷相互争雄的地区。公路修建于1951年，两侧聚集了数以千计的从事高技术研究、发展和生产的机构和公司，形成了128公路高技术区，是世界知名的电子工业中心。

128号公路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背景是当时英格兰面临的经济困境是更高的运输成本和工资成本。因此卡尔·康普顿提出了科学型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康普顿引导的MIT与哈佛商学院联合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ARD）填补了科研成果转化到公司过程中的鸿沟，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建立，进一步强化了大学-企业的联系。

弗雷德特曼的学术发展战略有三点，分别是：在科学与工程系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将学院各系与当地科学型公司联系起来，将资源集中到少数几个关键的、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潜力的研究领域。这一学术发展战略在学院周围创造了一个产业氛围，使得毕业生能够继续留在当地，促进当地的发展。

斯坦福与硅谷正式合资企业的模式斯坦福大学为高科技公司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斯坦福逐渐发展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此时“大学—企业”关系是一张天衣无缝的网，产业界和学术界相互激励；大学充当了神经中枢的功能，在企业之间建立了联系，相互关联的公司可以共享研究成果；发明者和企业共同将专利权交给大学。

MIT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著名的MIT危机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立宪会议上，州政府宣布只支持处于州的控制之下的机构，取消了补助金。法庭解除了MT与哈佛的一项协议，即MT为哈佛培养工程学的学生，以此得到一些哈佛遗赠的收入。此时的MIT要么接受与哈佛合并，成为哈佛的工程学院，要么找到其他能继续支持它的资源。MIT的教授和校友认为哈佛传统的文科导向会不可避免地将工程学科置于次要地位，MIT有其自身独特的使命和宗旨，绝对不接受合并。

正如 1904年校友会上，由一位发言人引用《圣经》中耶路撒冷工程师尼希米记的一句话所说：“我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