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公立高等教育融资有两个关键性目标：首先是让更多人群负担得起教育，其次是维持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实际上，这些目标很少实现。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既能满足这两个目标，又无需在高等教育上投入太多GDP份额的融资模式呢？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两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是基于院校的方法。相对于教育的成本，学费较低。政府支付大部分的费用，而学生资助的作用相对较小。第二种方法则更多地以学生为基础，学费占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更多的经济援助用于帮助学生支付其余费用。

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纳税人应该支付它的全部成本。基于这种观念，保持低学费是一种政治上流行的方法。根据定义，尽管支付学生生活费用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这种方法常常通过向所有学生收取非常低的费用来实现广泛的支付能力。但实际上，如果学生的学费降低，大多数政府都没有资源提供优质教育。因此，席位的供应有限，高等教育系统萎缩而非增长。或者说，每个学生的开支都大幅减少。

以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可持续。当然，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例外，这些国家由于高税收基础，能够支持低学费，并为大部分人口提供优质教育。

相比之下，以学生为基础的方法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私人物品，因为他们毕业后收入更高，因而学生是主要受益者。在这种理念下，大学往往收取更高的学费，并为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

这种方法比低学费的方法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它在每名学生身上产生了更多的收入。但是，如果提供的额外经济援助不足，就会导致支付能力急剧下降，进而可能致使系统主要服务于富裕人群。在这种模式下，高学费和许多学生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往往导致对贷款的更强依赖性。因此，贷款成为提高高等教育资金支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关键机制。

高等教育项目设计上的缺陷往往会阻碍贷款实现这两个目标。例如，对学费的控制不力可能导致对贷款的过度依赖，致使借款人无法或不愿还款的比例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这从一开始就削弱了依赖贷款的理由。

限制这两种模式有效性的一个问题在于资金、费用设定和经济援助决策缺乏协调性。另一个是，这两个计划都不足以帮助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生活费。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两个目标，并且可以被更多的国家成功采用呢？

确保更高支付能力的第一步是不再认为学费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支付院校运营成本。相反，各国应该根据普通家庭的负担能力来确定学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院校。例如，院校可以将其学费和强制性费用设定在人均 GDP 的10%到25%之间。

需求最大的院校和项目收取的费用占GDP的比重可能高于需求较少的院校和项目。这种方法的关键点在于资金必须足以提供补助金，为负担不起学费和生活费的学生支付。在可接受范围内收费的院校越多，其政府需要提供的资金就越少。但是，因为将有更多的学生无法负担更高的费用，所以收费较高的院校需要增加经济援助资金。相比之下，对于收费在可接受范围下限的院校，政府将不得不提供更多的院校资金。

问题关键在于，各国要合理限制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经过精心制定，这些政策可以降低净资金需求，因为院校补贴的减少将大大抵消经济援助的必要增加。在这样的制度下，贷款将恢复其预期的作用，即允许某些学生群体以合理的成本进行自我投资。

为了实现更好的可持续性，各国必须考虑制定促进与社会需求相关的政策，适应需求的增长并提高效率。为确保更紧密的相关性，应增加分配给培训机会的资金份额。

许多国家为每名学生提供的学术项目资助远远多于面向职业的项目，包括学徒式项目。将更多资金转向以职业为导向的项目可能会提高与经济需求的相关性，并有助于削减每名学生的支出，因为职业培训的成本通常低于学术项目。

为了鼓励入学人数的增长，各国应该利用政府资金为院校提供更多的边际收入。在大多数国家，政府资助与入学人数的增长并不同步，这迫使院校依靠学生支付的费用来弥补入学人数增长的边际成本。

为了提高效率，对各院校的拨款应考虑基于标准费用。政府或资助机构通常参考院校报告上他们为每名学生花费的金额来决定未来的资金分配。实际上院校经常夸大他们的支出。如果拨款公式基于标准成本，即由客观数据分析确定的每名学生在不同领域的本该所需花费，则成本就可以得到控制。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想法，但所有以上步骤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公立高等教育融资在财政上更加可持续。因此，这种共识模式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有价值且可以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