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大，博导规模也很大，博士生延毕成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延毕对学生本人来说意味着更多时间和生活费的投入，也意味着损失了能够及时工作挣钱的机会。此外，还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扰，没有一颗“定心丸”，不知道自己是否最终能毕业、在什么时候能毕业。早在2020年8月3日，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官网置顶了一则关于博士退学的通告。根据有关规定，该校拟对16名研究生作退学处理，其中有11名博士、5名硕士。退学的理由则是这些学生未能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据了解，南方医科大学博士学习的最长年限为8年，硕士为5年。在2017年度“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中的“全国博士生离校调查”的报告中，对全国共有61所院校完成调查，博士生问卷共计发放18367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8207份。在这份调研中，基于性别、入学年龄、选拔方式及出国（境）经历四个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发现，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而女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于男博士生，达到约40.1%。此外，从学科大类来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类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均在35%左右，而自然科学类的平均延期率则略高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为36%左右。在各学科大类内部，不同学科门类的平均延期率差异明显。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GS）的一项研究指出，十年内博士学业完成率呈现明显的学科差异，工程领域最高（64%）而人文社科领域最低（49%）。2008年日本人文、社会专业博士生延期比例高达84.9%和68.2%。

为什么随着博士延毕的现象越演越烈？从延毕的原因来说，首先，现在学术界的科研条件更好，整体科研水平提高，对博士生培养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其次，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并不理想，导致博士生要在短短的3-5年时间内达到毕业要求非常困难；最后，现在导师队伍扩大，很多年轻的教师也成为博导，不排除出现导师能力不足、指导研究生投入时间不足、导学矛盾等问题，以致于师生关系异变。老师变老板，师生关系变地主长工，师生关系全面雇佣性，功利性和商业性越来越不加掩饰，由此引发的师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令人忧虑，令人困惑。

表1 博士延期率的个体特制差异性

随着硕士研究生的扩招风潮，博士招生在2017年后便进入快车道发展，每年增幅都维持在10%左右，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3万人次，2022年9月份之后我国在读博士或将达到56万-57万之间。“十三五”开局，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从建设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高度出发，作出优化高层次人才供给结构，适度加快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节奏的决策部署，2017年第2次部党组会已明确，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总规模达到10万人，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3万人次。规模不断上升，延毕率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严苛的论文发表要求一直饱受争议。例如北京大学要求本人为第一作者身份（导师为第一作者时本人可以为第二作者）在国内核心刊物或国际重要刊物上至少发表或被接受发表2篇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则是要求4篇以上（含4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其中至少1篇为CSSCI期刊论文），或2篇以上（含2篇）学术论文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应为博士生本人（与导师共同署名文章同视为第一作者），还有如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等一众名校，都规定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SCI、CSSCI、北大核心、EI等等，并对署名也做了明确要求。

表2 部分学校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毕业论文要求

虽然很多名校，像清华大学公布了2020～2021学年度第9次校务会议修订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坚决破除硕士生学位评定中的“唯论文”倾向，取消“非专业学位硕士生应至少完成一篇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达到发表要求的论文”的要求，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或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上海交大也发布相关规定，取消博士就读期间，应在所属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刊物上，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或录用）2篇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的表述，转而以更多种形式的创造性成果来衡量博士生的学业质量。但是仍有一众高校保留了博士的发文要求，文科博士发C刊更是难，原因有三：第一，博士生连年扩招，但核心期刊每天录用的文章有限，“僧多粥少”的现象一直存在；第二，不仅是博士，所有大学人文社科类的老师也需要发C刊，C刊发表量关乎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晋升等方面，造成“挤过独木桥”；第三，相对于其他学科，人文类学科需要更久的积累沉淀，尤其像历史学等学科更是“慢工出细活”。正是学校强加的毕业门槛，催生了买卖版面的灰色行业，期刊版面待价而沽，学生苦不堪言。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博士学制的改革历程。近几十年来博士学制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1981年，教育部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一般2至3年，1986年，调整博士学习为3年左右为宜，1998年，明确了全日制博士为3-4年，硕博连读为5-6年，并且可根据实际情况允许研究生提前或延期毕业，2000年后，各学校开始自行规定学习年限，学制变为弹性制。自此，博士学制设定迈入了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高校依据自身情况在原有规定基础上进行博士学制改革，延长博士的学习年限。据统计，在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已有30余所实行四年博士学制，多所高校实行3-4年弹性学制。所谓“弹性学制”是指最短修学年限在3至4年间波动，优秀的博士生如果提前完成了所有的学业任务，可以申请3年就毕业。而“四年学制”则成为了国内博士的主流学制。如北京大学在2004年、复旦大学在2011年、厦门大学在2014年、中国传媒大学在2020年都分别宣布了延长博士生学制至4年。

一方面，居高不下的延毕率，也证明传统的三年学习时间已明显不适合博士生培养，延长学制将成为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改革的必然趋势。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两年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院校。这说明，博士生培养质量越高，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延期毕业的平均时间也越长。在这种情况下，延长学制成为了大势所趋，若继续采用原有的三年学制，无疑是增加了研究生的读博成本。一旦延毕，博士生们不仅要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要承受一定的生活压力，毕竟没有了在校期间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以及补贴，博士生的生活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此外，延长学制后，则可以减轻博士毕业的生活压力，学生也能有更加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训练、搜集材料和撰写学位论文。学习及科研心态放稳了，才更有可能发表优质文章，就业时也能拥有更多优势。

但是延长学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博士们又不得不面临很多新来的现实问题。首先，博士毕业延长，教职招聘对于博士的年龄需求却越来越年轻，有的已从最初的35周岁降为32周岁，还有30周岁的，最甚者已经到了28周岁，这是高校在给青年博士们设坎儿，毕竟35岁以下才有青年基金，自己能带项目的话也利于高校发展。其次，雇佣方拥有选择性的权力，高水平论文依旧是进入高校任教的炙手可热的敲门砖。应聘大学讲师，基本都要求提供论著目录、代表作两项、论文被转载和引用情况、获奖、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等反映个人学术研究状况的材料，而高水平的期刊论文无疑是一张金字名片。

理论上讲，博士生培养的高效率必须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而在很多时候，质量和效率之间又会产生矛盾性—过分追求高效率可能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而过分追求高质量又可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因此，如何能在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和效率两大价值取向之间取得平衡，努力达成高质量基础上的高效率，是未来亟待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话题，延长学制或许是扬汤止沸，完善培养体系才是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