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古罗马并没有铸币，商品贸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只羊的价值等于1头牛。和中国等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取代牛羊等实物货币的是铜，铜以罗马磅为计量单位，又名阿斯（AS），1磅重约328克，最早的罗马货币便是青铜铸造的阿斯锭，它们一般重达5阿斯，约合1.6公斤。后来为了适应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的需要，将每枚阿斯锭定为270—340克之间。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之前，阿斯一直都是罗马共和国最流行的货币。

在公元前289年，古罗马任命“制币三人团” 。大约与此同时，出现了直径达100毫米的重铜，它们是在两部分的石模中浇铸出来的，且逐渐取代了青铜棒（阿斯锭）。每枚币都称为"阿司" ，重1罗马磅。公元前24年，屋大维确立了罗马造币体系，它以四种金属为基础：金、银、黄铜和青铜。但黄金和白银，逐渐成为西方的主要货币。但中国，则在数千年时期内，以铜为基本货币。

虽然近些年，采用新技术后，我国金银产量长期位于世界前列，但在古代却是不折不扣的贫金国、贫银国，历代只能以铜为主作为主币。上古时期，人们一度选择贝壳、织物、皮毛作为交易媒介，商代晚期，出现铜制贝壳。春秋时期，商品贸易繁荣，各国纷纷铸铜币，形式各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统一了货币。废除刀、布、贝等钱币，以“半两”做为货币。即用秦国后来的圆形方孔铜钱，铸文“半两”，重十二铢（一两为二十四铢），称之为重如其文的“半两”铜钱。从此，这种由圆孔环钱演变而来的“半两”，在我国陆续流通了两千多年。

也因为地理地域特征，我国成为农业社会，对于海洋的开发长期不受重视，从汉代起还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古代的官员品秩，长期以粮食计量单位“石”为名。海洋国家日本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即便日本建立了与西欧领主庄园制相似的幕府分封制度，仍以“石”作为大名的排序标准。

在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其内有“汉五铢”铜钱400余万枚，共计4000缗，重达10余吨，堆积高度1.8米左右。因为汉代初期允许私铸铜钱，这400万枚铜钱，根据记号特征、文字字形、尺寸重量等细分为200多个种类。所以，秦汉时代，金银缺少、铜币多样，导致商品贸易难以有大的发展。

秦汉之际，中国开始湿法炼铜。炼丹师们发现，铁能够从铜的盐溶液中置换出铜。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万毕术》中就有记载：“曾青得铁则化为铜”，而“曾青”指的就是可溶性铜盐，即铜盐遇到铁时，就有铜生成。特别是南朝陶弘景，作了详细描述。但直到北宋期间，才真正大规模生产。11世纪的80-90年代，胆水浸铜法在冶铜业中迅速得到推广。

1083年，苏轼经水路，送长子苏迈赴饶州担任德兴县尉，途径湖州，二人月下游览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写下名篇《石钟山记》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当时，江西德兴是湿法炼铜首创地，现今也为中国最大的铜矿产地。

宋朝饶州德兴人张潜（1025—1105）“博通方技，得变铁为铜之法”，他看到古书中胆矾水可化铜的记载，就在各地作地理考察，发现有大茅山溪底、河床的蓝绿色彩，实验为胆矾水（硫酸铜）。于是开发了湿法炼铜技术。首先把在山泉旁筑堤拦积河水，开出沟槽（用作化学反应器）把生铁制成片状（增加接触面积），散置于盛有胆水的沟槽之中数日，铁片表面就生成铜末，刮取再入炉炼出铜锭。这种湿法冶铜，利用铜矿附近特有的地质条件，原料简便易取，无须开挖矿井，成本低廉。

张潜总结信州、饶州一带生产工艺，总结成专著《浸铜要略》，让其子献给北宋政府。政府很快下发各地铜矿场普及，并对张氏家族成员进行封赏。很快，北宋铜产量达每年100万斤，20%为胆铜法生产。到了南宋，胆铜法占到产量的80%。

宋朝白银近半作为岁币支出，所以也是以铜钱、铁钱为流通货币。当时宋朝有百万军队，一名禁军年支达5万铜钱，厢军3万。北宋文学家蔡襄（1012－1067，曾主政福州、泉州）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军费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还好湿法炼铜，使铜的产量大增，保证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北宋1078年，铸铜钱高达506万贯，平常年份也有200万贯。比唐朝高出10余倍。

南宋初期只有财政收入2000万贯左右，因为发展商业，很快增加到了6000万贯，与王安石变法时持平，其中80%是商业税赋。也有研究材料认为，就全部税赋而言，包括地方的，以及粮、绢等实物收入，两宋年财政收入均在1亿贯左右。

在当时东亚，北宋铜钱是通币。除了辽、金、西夏外，朝鲜、日本也把北宋铜钱作为流通货币。当时对日本贸易的主要是宁波（明州），宁波商人向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就是瓷器、丝绸及铜钱等。当时主要使用“福船”，借鉴了阿拉伯三角帆船，大型福船载货达600吨。

北宋在1079年规定，宁波商人去高丽贸易资金达5000缗者（每枚铜钱4克计算，5000缗就达20吨），须向明州市舶司登记，否则按走私论处。1968年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发现了窖藏北宋古钱37.4万枚。有研究认为，1252年日本建成的镰仓大佛像（高达13.35米，重约121吨），就是用北宋铜钱熔铸而成。

1975年韩国打捞出元代新安沉船（1332年），商船目的地是日本福冈，其满载了22040件精美瓷器、470箱铜钱（计28吨），另有金属器具、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等。所以铜钱外流是惊人的，民间也有大量的私人熔铸铜钱现象，导致市场上“钱荒”出现，出现金融不稳定。而以金、银为主要货币的西方，则市场金融波动要小得多。从而支撑其商品经济的稳定发展。

西汉汉武帝时，铜产量也不足，于是采用“五株”作为标准。到了唐朝时期，铜产量严重不足，于是发行“通宝”，不再以币的重量作为单位。即便在唐代，因为货币不足，民间仍大量存在物-物交易的形式。到了宋朝，湿法炼铜使产量大增，才支撑了民间贸易的发达。而又因缺少金、银等贵金属，宋代商人创造了信用纸代币，结果被政府取缔。而政府学习后，又使历史过早地进入纸币时代，反而制约了商品经济。

1370年，明朝开始推行“开中法”（一项关于盐粮交换的政策），允许胜任的从事区域贸易的商人垄断向边防重地运送粮食以换取盐引的业务，晋商开始崛起。明末，晋商范永斗等人通过蒙古走私，向满清提供物资。清朝建立后，范永斗等八家晋商被授予“皇商”资质。因为铜钱缺乏，清初每两白银实际兑换700-800文铜钱。清廷于1683年收复台湾后放开海禁，进口日本铜（用于铸钱），并逐渐放开云南采矿业。1699年，清廷改官买改为委托范毓宾采办铜，年进口300-600万斤。1706年，云南采矿税达8万两白银。到康熙晚年，日本铜产量下滑严重，而此时，云南铜矿开采每年达80万斤，进口铜一度中止。

清代采办洋铜主要由江、浙两省负责，因在两省强烈抗议下，改为华东八省共同负责。最终改为“滇铜京运”。1723年，清廷因交通困难，在云南设铸钱局，年用铜100余万斤。因只能靠云南马帮运输到外省，导致当地所铸铜钱价格下跌，从每两白银兑换1000文，跌至1600文。1729年滇铜产量达400万斤，而日本限制年出口铜134万斤。不过，滇铜成本远高于洋铜。

直到1736年，年采办的滇铜和洋铜各200万斤，名义上二者才相等。但进口铜实际数量少一些。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铜钱需求量随之加大，到1738年重新委托范家进口。当年清廷规定，京城铸钱全用滇铜，并由云南官员负责解运。滇铜北运，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平均每年运600余万斤，最高达近800万斤。滇铜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长期占到全国用铜量的80%以上。

1759年，清朝铸币用铜达9874吨，铸出青铜钱币合计3937635000文，计重19748吨。1769年云南年产铜1200万斤，但仍无法满足全国用量。其中汉口铜市场的规模，每年应不少于100万斤，主要用于手工业用铜。于是铜加工业不得不私下毁钱铸器。由于滇铜走私成风，不得不在1773年允许10%的铜自由贸易。知名的皇商范家进口洋铜累计亏损150余万两白银，于1783年被查抄。

由于铜作为主要的金属材料，在中国历代均出现铜加工业私熔铜钱的现象。又因为铜的易锈蚀性，使铜本位货币制的社会金融长期不稳定。货币发行量与经济规模相适应是一条普遍的规则，在金银复本位下，还包括黄金、白银的涨落与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这一条。但在金属货币时代，金属的产量在短期内是线性增长的，而经济在和平时代，短期内可以是抛物线式增长的，必然导致货币量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引发“钱重物轻”的弊端。

金、银、铜的贫乏，导致长期的“钱荒”（铜的贫乏是相对的，一是锈蚀问题，二是铜加工业发展），无法满足庞大人口基数构成的全国市场，也促使我国古代政府制订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少量货币能够在物-物交易的辅助下，维持较低的贸易水平。而贸易水平低下，导致商品生产难以扩大规模，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更无法出现纯粹的商业市镇，更别说商业城市了。

货币欠缺还导致古代政府无保证地发行不容于国际贸易的铁钱和纸币，摧毁了社会信用。特别是宋代起发行的纸币，因政府权力缺乏边界约束，很快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无法建立成熟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极高的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在内在冲突和外来压力下，引发各式各样的改朝换代。

注：选自《人类文明与化学元素的发现、应用》（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