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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鬼传说的起源
1724年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刚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取的边疆土地上(位于巴尔干地区),出现了一种迄今未知的流行病,死亡发生在三到四天之内,但尸体却不腐烂。当地人认为尸体失去了血,于是称之为“vampirism”。很快,欧洲东南部地区都有这一疾病的流行。
1725年,军医Kameralpreserver Frombald受贝尔格莱德军事管理局派遣,调查附近一个小镇上9名因病去世者。当地人正处于恐惧之中,他打开其中一人的坟墓,并描述自己的发现:“旧皮肤脱落,变得更加面目鲜活……且口中有血……其他人用矛刺入尸体心脏,大量鲜血流出……”当地人均认为,正是此人将其余人吸血致死的。
医生的记录有一份被发往国家报纸《维也纳记事》,并于1725年7月刊登。报纸同时还报道这些新占领地区,有一种习俗,挖掘可疑尸体并焚烧,以防止这些尸体复活、吸血的现象。报纸将这一现象,归结为“vampyri”。令人惧怕的传言很快扩散:有鬼魂萦绕在人身上,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力,吸干了他们的血。很快,几篇报道和报纸文章流传开来。
1728年,德意志神学家Michael Ranft写了一个小册子《论死者在坟墓里的蠕动和碰撞》,其中就提到了所谓的“吸血复活的尸体”,他猜测:这些尸体被称为“吸血鬼”,可能是因为土壤化学因素,导致尸体没有腐败。
1731年,塞尔维亚Medwegya小镇流行疾病,医生Glaser把病因猜测为“塞尔维亚吸血病(Vampyrus Serviensis),并把文章发表在专业的医学期刊上。并写信给莱比锡、纽伦堡的医学朋友探讨。学术界对吸血一事也引发了诸多兴趣。德语vampir源于塞尔维亚语вампир/vampir,后来演变为英语中的vampire一词。
1732年,又一处13人死亡的疾病流行案例,Johann Flückinger被派遣调查,他仔细地解剖了相应的尸体,并不认为与吸血鬼有关。在他的调查报告上,两名协助他调查的药剂师也签了名。但当地在1725年就出现过类似的死亡事件,这次大量死亡事件,更让吸血鬼的传说快速传播开来,整个欧洲都知道了这一“生物”的存在。塞尔维亚吸血病(Vampyrus Serviensis)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普鲁士科学院还编写了一本医生们关于这一疾病观点的文献。
吸血鬼传说的传播
哈布斯堡皇帝卡尔六世安排人收集吸血鬼相关的传言。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对此有了兴趣,他也曾安排人收集吸血鬼的报告。法国为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一直与奥斯曼结盟。虽然他们都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而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1717—1780,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女王)于1740年,在卡尔六世去世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王,也是唯一的女皇,尽管她从未用过这一称号。
特蕾莎女王夫妇与部分子女(共有5名儿子,11名女儿)。
杰勒德·范·斯维登(Gerard van Swieten,1700—1772)出生于荷兰莱顿,师从莱顿大学医学教授赫尔曼·波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他记录了导师的讲座,并在他去世后出版。在荷兰这样一个新教国家,范·斯维登始终坚守天主教信仰。这也成为他的机会,特雷莎女王的宫廷需要一名天主教的医学专家,首要选项就是从医学发达的荷兰聘任。范·斯维登入选了,他于1745年成为特雷莎女王的私人医生和顾问。他支持大学改革,改善医院,邀请重要的医学专家到维也纳,并被视为维也纳医学“老学派”的创始人。他还是法院图书馆的馆长。作为东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范·斯维登在反对迷信、破除吸血鬼神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国神学家、本笃会牧师安东尼·奥古斯汀·卡尔梅特(Antoine Augustine Calmet,1672–1757)开始认为吸血鬼尸体被恶魔激发了力量,不过他改变了观点,于1746年发表了一篇论述,否认吸血鬼的存在。他认为过早下葬是一个原因,因此建议死亡三天后再下葬。
在1748年,普鲁士诗人海因里希·奥古斯特·奥森菲尔德(Heinrich August Ossenfelder,1725-1801),应一位科学期刊主编朋友的请求,写了一首《吸血鬼》“Der Vampyr”短诗。部分诗句摘录如下:
And when softly you are sleeping
From your rosy cheeks
Will I the color suck
Then will you be startled
When I kiss you thus
And as a vampire kiss
这首诗发表在《自然科学家》期刊的尾页上。短诗讲述了一个吸血鬼要引诱一个无辜少女进入黑暗世界的故事,里面具备了吸血鬼的基本要素:吸血、转变。不过,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诗人准确地在诗句中交待了这个吸血鬼故事发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上。它可能是现代文学中第一部提到吸血鬼的作品。
吸血鬼传言导致亵渎坟墓的仪式增多,激怒了越来越多的新旧教会,因为教义认为尸体被破坏的基督徒难以进入天堂。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在1749年于罗马出版的作品《上帝为仆人赐福和列圣(De Servorum Dei Beatificatione et De Beatorum Canonization)》第二版的第4章中考虑了这个问题。在题为“消灭吸血鬼”的章节中,教皇对虐待和残害“吸血鬼的尸体”表示异议。他认为圣人身体不腐是因上帝赐福,而吸血鬼只是“想象,恐惧和畏惧”的产物。
特雷莎女王指派范·斯维登调查愈演愈烈的“吸血鬼”事件。范·斯维登医师接受了罗马教廷的意见,得出吸血鬼不存在的结论。虽然他不同意圣人的尸体不腐。当时女王另外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在匈牙利、波兰等地的“猎巫运动”,虽然早在1682年,法国路易十四就颁布了一项皇家法令,结束了对女巫的法律迫害。这标志着“猎巫运动”告一段落。但在东欧地区,这种情形仍大量存在,而吸血鬼与猎巫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范·斯维登
在咨询过范·斯维登的意见后,女王于1755年通过了禁止挖坟和亵渎尸体的法令,1756年,她要求所有关于巫术审判的文件,提交给范·斯维登领衔的顾问团队,然后地方法院才能宣判。而顾问们推翻了大多数的女巫死刑判决。这宣告了“吸血鬼癔症”的结束,但吸血鬼的传说和迷信却依然存在。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1764年)把“吸血鬼”视为一种迷信的同时,也作为隐喻,形容商人的掠夺性,他认为巴黎和伦敦的股市交易其实就是从普通人身上吸血。他还把这一称呼送给神职人员。同时,他也描述,当时吸血鬼的传言已经减少许多,特别是在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吸血鬼迷信在地方上,却依旧根深蒂固,这是因为西方当时盛行的放血疗法。
放血疗法的时代背景
一般认为,放血疗法由古埃及传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为之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希波克拉底本人更崇尚食物疗法。体液失衡意味着疾病的发生,所以治疗疾病就需要使用放血、通便、宣泄、利尿等各种方法去除大量多余的体液。
在古罗马医师盖伦的影响下,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放血疗法在西方成为许多疾病的标准疗法。
盖伦还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方法,用来为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状况下个性化地放血。无论是解剖学的进展,还是哈维(自1618年开始宣传)发现血液循环,都没有影响放血疗法的地位。相反地,在哪个部位的血管放血也成了一门学问,专门放血的柳叶刀也被发明出来。1799年,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因咽喉炎,接受放血、催吐、灌肠、导泄等综合治疗,去世前一天被放血12或14盎司,去世当天放血32盎司。
与华盛顿一起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医生,认为一切发热性疾病都是由血管不规则抽搐(irregular convulsive action)引起的。他除了支持放血疗法外,还是甘汞(calomel)应用的呼吁者,称甘汞是医学中的Samson(圣经中的大力士)。华盛顿去世前也应用了这一药物。在1793、1797年费城黄热病流行期间,拉什就孜孜不倦地应用放血疗法和甘汞。当一名记者指责病人“死于失血”时,拉什诉诸法律,并获得了5000美元赔偿。记者并不屈服,后来华盛顿去世时,记者又指责医生实施的放血疗法(医生把详细治疗经过刊登在了报纸上)。
放血疗法过于血腥,的确引起了许多不适。法国医生弗朗索瓦•布鲁萨斯(François Broussais,1772-1838)声称所有的发烧都是由于特定的器官炎症引起的。他认为,水蛭(吸血)是更加温和的疗法。并且他提倡把水蛭(每只水蛭可吸5-10毫升血)放在发炎的部位器官,能更有效地治疗。当他在巴黎瓦尔德格雷斯军事医院(Val-de-Grâce military hospital)时,就对所有就诊病人给予30只水蛭的吸血治疗。据他书中记载,有一次他在一位病人身上使用了50只水蛭。布鲁萨斯医生也因提倡水蛭吸血疗法,得到了“吸血鬼”医生的外号。在1830年代,巴黎每年就要消耗5百万只左右的医用水蛭。最高峰时,法国一年消耗水蛭数量达到3000万只以上。
而现实生活中,有一类卟啉病(紫质症)患者,学名先天性红血球紫质缺乏症(Congenital Erythropoietic Porphyria),是由于缺乏合成血红素之酵素,造成“卟啉(porphyrin,紫质)”的累积,所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多有遗传因素。卟啉令尿液呈红色而有“尿血”的假象,且患者眼珠呈红色。又因为卟啉有吸光性,病人皮肤会对光敏感,出现畏光现象。甚至牙齿也会出现荧光。患者受光照后会引起皮肤溃烂、结痂、大面积黑色素沉着。卟啉除了对光敏感外,还会导致幻觉和牙龈退缩(使牙齿看起来更长)。古代有些医生,为患者开出饮鲜血的偏方,结果暂时缓解了病情,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吸血鬼传说。
吸血鬼文化的盛行
自科技革命以来,理性成为思想的核心。启蒙学者们热情地颂扬着“科学与理性”,以对抗宗教和封建。而艺术家们,则用美术、文学、音乐,来抒发个性,诉说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和表达主题思想。歌德创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一部浪漫主义著作,也使他声名鹊起。拿破仑曾携带这本小说远征埃及。
1797年,歌德又创作了《Die Braut von Korinth》,翻译为《科林斯新娘》(The Bride of Corinth),介绍了一个女吸血鬼追求自己爱情和欲望的故事,挑战了基督教和“异教徒”宗教鸿沟。不久,拿破仑逼降了魏玛公国。曾担任公国高级官员(枢密顾问)的歌德于1808年被拿破仑召见。歌德感谢拿破仑保全了公国,使之未被战火破坏,并接受了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被流放,欧洲恢复了短暂的和平。歌德继续创作自己的《浮士德》,未再涉及哥特式小说,也未涉及吸血鬼。
同一时期,哥特小说盛行的英国,成为吸血鬼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哥特式小说可以说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伪中世纪小说,具有普遍的神秘和恐怖气氛。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红色恐怖,让大批的人幻想破灭,也让哥特式小说在1790年代上升到鼎盛时期。这类小说之所以被称为哥特式,是因为它的想象力来源于中世纪的建筑和废墟,通常使用高耸的尖顶城堡或修道院,这些建筑多依山而建,且有地下通道、黑暗的城垛、隐藏的翻板和板门。为恐怖氛围营造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在作品中,将黑暗,十字架,鲜血,爱情以及超自然的恐怖汇集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黑色文学。
1815年,约翰•威廉•波利多里(John William Polidori,1795 –1821)以对“梦游”的分析为论文,从爱丁堡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816年3月,他接受了出版商约翰•默里第二(John Murray II,1778 –1843,继承父亲的出版业务)的委托,以500英镑为酬劳,作为私人医生陪同因绯闻缠身被迫与妻子签分居协议的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 –1824)前往瑞士日内瓦,并担任拜伦的记录员。默里出版社出版过简•奥斯汀、歌德、拜伦等人的作品,1811年,默里出版了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使这位年轻的英国上议院议员一夜成名。1813年,他还出版过拜伦的《Giaour》,其中就有吸血鬼的诗句。他先后支付给拜伦2万英镑稿酬。
拜伦、雪莱等人在日内瓦
在日内瓦郊区,拜伦与雪莱夫妇相聚。1816年夏天,被称为“最寒冷”的夏天,被人们称为“无夏之年”。很多人归结为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于1815年长达三个月的大喷发。火山灰影响了全球。一天夜里,拜伦等人聊天、取暖,每人讲述一个鬼故事。拜伦所讲故事其中的部分情节后来被他附在他的长诗《Mazeppa》的末尾,取名为《A Fragment》,这个故事是根据拜伦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听到的吸血鬼传说改编的。而雪莱夫人(当时尚未正式结婚,算是与雪莱私奔)讲述了一个科学家创造生命的故事,后来写成小说《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也是哥特式小说的典范。
而后来波利多里以拜伦为参考,写下小说《吸血鬼(The Vampyre)》,出版于1819年。第一次把巴尔干半岛的民间凶恶传说,描写为贵族式的奇幻生物。1819年,这个故事第一次在《新月刊》(The New Monthly Magazine)发表时,所用的名子是《吸血鬼:拜伦勋爵的故事》(The Vampyre: A Tale by Lord Byron)。很快,波利多里写信给该杂志,说这个故事不是拜伦所写的,而完全是自己写的。他要求该杂志进行更正。而拜伦也澄清了这一点。《吸血鬼》出版后,吸血鬼形象成为欧美的重要流行文化。也激发了更多的吸血鬼故事的创作,其中一些故事对这种生物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吸血鬼瓦尼》在1845年至1847年间的小册子中连载,引入了吸血鬼拥有锋利“尖牙”的概念。其中描写:“他一头扎进她的脖子,用长长的尖牙咬住了她的脖子。”还有一些学者称在艾米丽·勃朗特1847年的小说《呼啸山庄》中有吸血鬼的内容,但在出版时被姐姐夏洛特·勃朗特(《简爱》的作者)删除。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不乏神秘、吸血的男性角色,同时也有女吸血鬼的角色,爱尔兰作家谢里丹·勒法努(Sheridan Le Fanu,1814 - 1873)的《卡米拉》(Carmilla)是一个女同性恋吸血鬼的故事,于1872年以连载形式发表。更出名的是另一位爱尔兰作家的小说《德古拉》。
《德古拉》开创吸血鬼文化新时代
十九世纪的科技革命,摧毁了迷信,同时也摧毁了宗教。为了吸引信众,教会被迫借助于迷信。1854年,教皇庇护九世把圣母玛丽亚“无瑕受孕”(immaculate conception)列入教义,1858年一名法国洛尔德斯女孩声称在当地先后18次见到一名自称“无瑕受孕”的女子,教皇很快认可这是“圣母显灵”。很快,欧洲出现了多个“圣母显灵”神迹,也都被罗马教廷认可。不过在同一时间,中国的洪秀全(1814—1864)自称耶稣之弟,被教会予以强烈谴责。
在普法战争前夜,教皇庇护九世在法国支持下,在梵蒂冈召开宗教会议,并发布了一篇《信仰与理性》宪章,其中认为:“上帝,万物的原则和终始,可以通过人类理性的自然光辉,从被创造的事物中被 确定地认识。”然而,宪章接着解释,还有其他神圣的真理,并且它们超出了自然理性的力量。救赎对认识这些真理是必需的,而且只能通过神的启示才能认识这些真理。这部宪章可以看作对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做出的妥协。
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出生于都柏林郊区,大学毕业后,进入戏剧界开始写作生涯。他的《德古拉(Dracula)》,以哥特式恐怖和迷人的浪漫故事吸引了观众,为后世的吸血鬼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斯托克受到了许多早期吸血鬼作品的影响,尤其是《卡米拉》,他很可能知道《吸血鬼》。1890年,这位作家兼剧院经理在英国海滨小镇惠特比度假时,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村庄的氛围、那个节日的事件,以及他在当地图书馆进行的研究——在那里他在一本书中发现了德古拉这个词——都影响了他的故事,这将使所有早期的吸血鬼文学作品黯然失色。斯托克将吸血鬼描绘成一个生活在阴森古堡中的文质彬彬、聪明、具有吸引异性魅力,能够控制受害人思想的贵族绅士,在夜晚则变成一只吸血蝙蝠,吸取人类的血液生存。小说以书信、日记、电报、报纸通讯等形式,时空交叉从东欧到伦敦,描写了一个吸血鬼妄图掌控世界,最终被消灭的故事。这本小说的成功和流行使得德古拉成为吸血鬼的代名词。早期的吸血鬼电影几乎都以这本小说为基础改编。
值得注意的是,《德古拉》小说中,描写德古拉从东欧来到伦敦,转化了一名女性,而范海辛等人为了抢救她,采用了输血技术。但是事实上,真正的输血术,直到1900年血型的发现才成为安全的医学技术。此前的输血,产生了多个血凝死亡病例。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于 1900年在维也纳病理研究所,发现A的血清有时会刺激B的红细胞发生凝集的现象。他找到5名同事,加上自己,得到6份血清和血细胞,而后进行两两试验。进一步增加血样(22人)后,他确认了A、B、O(他命名为C型,后来改为O型)三种血型。1902年,他的学生阿德里亚诺·斯图利(Adriano Sturli)和 阿尔弗雷德·冯·德卡斯特洛(Alfred von Decastello)试验了155份血样,又发现 了AB型血。自此,同型输血成为标准技术,这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卡尔·兰德施泰纳
《德古拉》这部小说,既从技术的角度超前地审视社会,又从东欧、伦敦和双重视角,反思世界不同地域的潜在冲突,这也是其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当时风靡欧洲的是侦探小说,特别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而道尔对《德古拉》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是他读过的最好的魔幻小说。《德古拉》小说写道,“it is a strange world, a sad world, a world full of miseries, and woes, and troubles”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悲伤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悲哀和烦恼。当时的世界恰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普遍的不安引发了人们的共鸣。1922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德国无声电影《诺斯费拉图》上映,导演F.W.Murnau在没有授权下,就将这一故事搬上大银幕。斯托克遗孀很快对电影的制片公司的诉讼,虽然它被取消公映资格,但电影已经在世界流通,很多拷贝被偷偷复制,最终幸存下来。
现代吸血鬼文化衍变与分析
1931年、1958年,相继有美国、英国电影公司翻拍《德古拉》。特别是英国版,为了票房,影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宣传上,都存在明显的性暗示。这也符合当时的嬉皮士文化。性教育得到普及,性自由和同性恋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议题。但相应的争议始终伴随,所以吸血鬼题材成为一个很流行的表述载体,出现了大量的情色作品。
20世纪下半叶,科技有了更大的跃进,人类进入太空,研究量子尺度,但仍然无法克服战争、贫困等难题,还出现了环境恶化等新的危机。《星球大战》系列中看到的是神秘之力(原力force),其中科技元素虽多,但科学家几乎没有。《侏罗纪公园》系列中,几位科学家成为主角,他们的动物学知识及生态观念得到了支持,但影片同时也对克隆科学家提出了批评。在《独立日》、《生化危机》等电影中,科学家和特种兵们轮流成为救世主。这些显出了人类日益依赖科学,又对纷繁复杂的科学也有着某种敬畏、怀疑态度。
人们意识到,科学不是人的最大特征,人的特质最终仍然是道德、爱情、成长、死亡。人们尝试从文化层面去处理社会现象,解决科学与普通生活脱节的困境。这种情况下,吸血鬼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976年,美国作家安妮·赖斯(Anne Rice)发表了《夜访吸血鬼》一书,并在1994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对后来流行文化中的吸血鬼形象造成了很大影响。吸血鬼的形象变得更加鬼魅和迷人,他们不再惧怕大蒜和十字架,也不会再被木桩钉死了。作品以吸血鬼的永生,来构建穿越时空的历史和人物,比较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真、善与假、恶,并以此来影射当代社会中的许多潜在的危机和罪恶,解剖人最深层的欲望和内心。让吸血鬼题材从哥特小说、情色小说上升至具有深刻思想的艺术高度。当然这也吸引了大量的肥皂剧加入吸血鬼题材的行列。另外,在游戏领域,大量的吸血鬼题材的游戏,也培养了社会对吸血鬼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精灵旅社》(2012年)还把吸血鬼主题引入了儿童动漫电影。将父爱、成长、爱情、友情融合在一起,以及面对困难所展露出来的人性光辉,成为别具一格的作品。不同维度,不同视角的吸血鬼文艺作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蓝海。不过也有一些恶搞作品,如《吸血鬼猎人林肯》(2012年)把著名政治家林肯,塑造成一个与吸血鬼抗衡的斗士,把美国的内战也描绘成抗击吸血鬼的战争。虽然取得了商业成功,但这种恶搞除了娱乐和商业之外,没有特殊意义。
人们更希望通过吸血鬼文艺作品,来认识人自身的潜意识、社会文化的深层矛盾,甚至把这些“欧洲吸血鬼贵族”在现代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来指代传统文明的衰退,并对现代文明作出批判、希冀。而文艺作品也不断增加吸血鬼角色中的各类“设定”,编造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以满足人们对复杂社会的各种隐喻和代入,但充斥其中的商业化元素很快就引发了审美疲劳。除了少数作品,面向特定人群,以新颖的情节和背景博得欢迎外,多数作品都被归入泛滥的流水线式大杂烩。
人向往自身的健康、强大,医学的发展赋予这种希望更多技术基础。可是在文化上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中国出现了武侠文化,西方出现了超级英雄文化。伴随着基因秘密的发现和编辑,人对永生的向往愈加强烈,但“永生”将带给人类社会毁灭性的灾难。有一些吸血鬼作品,尝试用吸血鬼的永生来揭露这一“基于科学之上的迷信”的危害,可并不成功。科幻英雄文化一度成为影视主流,而吸血鬼文化,从来没能成为主流,这是因为社会大众文化潜意识中对永生的恐惧和抵制。
古希腊哲人提出了基本的逻辑理性,但很快世界陷入动荡,直到中世纪阿奎那提出基督教理性主义,科学才从衰退中再次曲折前行。不过,近代科学却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武器,被迫向宗教宣战。学术界在影响下,形成了自然神学观+工具理性的理念,到了现代,又演变为无神论+实用理性的思潮。
伏尔泰在晚年,反思激进主义,认为“上帝是不或缺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要创造上帝”。虽然这一观点本身是实用性质的,但的确反映了宗教被削弱而引发的思想混乱问题。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根源都可以在实用主义层面找到。而文艺,是摆脱实用主义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桥梁。吸血鬼文化,只有拥抱浪漫的理想主义,才能经久不衰,并在未来的文艺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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