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识世界，是从观察开始的。人类改变世界，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发展出文明，是把观察世界得到的现象，以及改变世界得到的经验，进行抽象提炼、总结归纳开始的，这种提炼和归纳的结果，就形成了原始的博物学。

但“博”这一字在周代晚期才出现，意指“广泛、大”。春秋时期《论语·子罕》：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战国时期则有了“博学”这一词汇，《荀子·劝学》：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论语·阳货 》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修订《诗经》，称要学习诗歌，并通过诗歌来“多识”，但并没有说让人去研究自然。学生樊迟请教农业知识，结果被他鄙视。只是博学，而没有好奇心。

孔子认为，读书的目的，执着于“治国”。所以他偏重于“事”之博，而非“物”之博。孔子毕生都在提倡的是，要服务于社稷、君主，致力于政治。对于自然的研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就孔子本人来看，相对于《诗经》，他恐怕更加注重自己所修订的《春秋》。

中国早早设置了史官一职，甲骨文中就有“史”字，意为“记事”。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被孔子整理，并以简言评议的方式著录为《春秋》。因过于简单，又陆续出了多部解释版本，其中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氏春秋传》最为知名，由荀子传下来。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后来的史学从多个方面延续了孔子的传统。或许，孔子认为史学，就是博物学。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孟子也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即博学详说，归于简约。但这里的博学，虽然包含天文、地理、自然等知识，可重点指文学、思想、军事、政治领域。

诸子百家时代，虽然造就了我国古文化的辉煌时期，可遗憾的是没有出现博物学。而且史学与博物学的概念基本是混淆的。

而古希腊则孕育出了博物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基本上属于哲学家，而非博物学家。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是博物学发展的关键人物。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基于博物学提供了一般的理论框架，这部著作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的探究（第1-4册），第二部分是对运动的阐述（第5-8册）。更重要的是他的《生物学》，本身就是早期博物学的典范，其中《动物之构造》（Parts of Animals）部分还有动物解剖研究。他这些知识直到大航海时代，才被超越。

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奥弗拉斯特则精通植物学，他按照整体高度和树干结构把植物分为树、灌木和草。

达尔文曾说：林奈（Linnaeus）和居维叶（Cuvier）是我在不同领域内的两大偶像，但是比起亚里士多德，他们简直就是小学生。

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博物志）被认为是博物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本意是写给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其中除了对自然物品的分类记录和收藏，对技术工艺也进行了描述与再现。如老普林尼就对冶金进行了描述。记录自然界动植物、矿石，比较容易理解，但对技术工艺的记录也是属于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书于西汉初期的先秦典籍《山海经》包含上古地理、历史、天文、动物、植物、医学、民俗等方面的诸多内容，虽然其中贯穿了诸多神话传说以及杜撰附会，但毕竟能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鲁迅在回忆中，详述了他如何迷恋乳娘送他的插图版《山海经》。但这本书其实与科学启蒙无关。

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包括山川地理知识、珍禽异兽传说、古代神话故事、历史人物轶事、神仙方术奇闻，尽管其最早记录了“牛郎织女传说”，但与《山海经》相仿，许多内容与博物学关系不大。

无论是《山海经》还是张华的《博物志》，都缺少对于技术工艺的描述。同时，对于动物，也没有解剖研究。

博物学，是怀着好奇心，对自然物品的分类记录和收藏，对技术工艺也进行了描述与再现。从这一点来说，《神农本草经》，比《山海经》更像一部博物学著作。

西方的博物学，虽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但西罗马灭亡后，基督教开始去希腊化，使得博物学开始消亡。

中国的博物学虽然杂烩奇谈怪闻，却也一直默默发展。特别在农学、本草学（药学）方面，发展迅速。《齐民要术》、《唐本草》让中国农业、中医领先世界。玄奘(602-664)的《大唐西域记》以地方志的方式，介绍了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面貌，是关于中古时期中亚和南亚的宝贵历史资料。正是有了这些积累，才有了宋朝《梦溪笔谈》为代表的博物学进展。

1132年南宋宁波县令杜绾《云林石谱》，算是古代不多的博物学著作。他亲自来到湖南祁山，研究当地“石燕”（一种燕状石头，时人用作中药），发现是自然从悬崖上脱落的，并不是“风雨来时可飞”。杜绾正因为有了好奇心，所以才真正成为博物学家。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自然哲学出现大的突破，朱熹等人提出的理学。理学的提出，有佛教传播的背景。佛教中有一些中国古代不曾有的“逻辑”内容，即“因明论”，这启发了中国的儒学提出“理”的概念。“理”原本是先秦学者们提倡的“道”。但到了宋代，‘理’成为推动宇宙演化、事物存在的规律。并且是“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

进而，朱熹根据当时的博物学发展，也与时俱进地提出“格物致知”。“理”的提出，为中国自然哲学翻开新的一页，但“格物致知”却不是，因为后者缺乏完整的逻辑过程支撑，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他的博学，也是“博览经史”，而非自然事物、农工技艺。更多的时候，他们求知的途径，是通过《易经》，而不是研究自然。

同时，从宋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爱好，渐渐转变为对“书籍”的爱好，而没有形成对自然的爱好，这是值得沉思的。欧阳修的《集古录》，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金石录》，均是对古代碑刻文字的收集整理。

当然，中国古人也有收集古玩的习惯，文人爱石的传统也形成了。宋徽宗爱石，劳民伤财搞“花石纲”，结果民变四起，被金国趁虚而灭。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这反而把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带过去，使西欧文艺复兴孕育科学的种子，博物学再次兴起。而中国的宋代商业则被摧毁，明代又开启海禁。遗憾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以后，各种新奇的动植物、矿石、工艺品，在全世界流通，欧洲的宫廷、富豪们，热衷于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根据环境和收藏，收藏室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和名称：pandchion、studiolo、gabinetto、wunderkammer、galleria和kunstkammer，后来被称为“珍奇屋”（cabinets of curiosities）。这些“橱柜”被称为“古玩橱柜”，最初是一个房间，可能包括书籍、硬币、艺术品和自然历史类型的古玩。

佛洛伦萨共和国的美第奇家族，通过银行业致富，数代人致力于收集珍奇古玩，资助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家的于1582年正式对市民开放，成为一个公众博物馆。

另一位博物学家是丹麦医生奥拉斯·沃姆（Olaus Worm），1655年，沃姆博物馆开放。里面有成堆的河豚标本、成桶成箱的水晶石。墙上挂着干蛇皮、毛绒狐猴、鬣蜥、变色龙的标本，天花板上挂着鸟、鱼标本，甚至还包括一条鲨鱼的标本。

同一时期，明代大儒王阳明学习朱熹的“格物致知”，从“格竹子”做起，但一无所获。后来他在贵州龙场提出“心学”，即儒家的大乘“人人皆可为圣贤”。但是，真理是在圣贤之上的。

中国古代，始终没有提出“真理”，原因正是缺少对自然的好奇。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虽然也称为博物学，但这些书的作者，都是信奉儒家的，所追求的不是自然界的真理，而是儒家的“理”。后者，是不需要好奇的。

当西方流行珍奇屋时，中国还在致力于建设藏书馆。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退隐后于1561年在宁波市海曙区建“天一阁”，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并成为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但一直未对外开放。1673年，黄宗羲被允许进入查阅，天一阁才有选择地对外开放，但此时已经是清朝康熙年间了。其实，缺少对自然界的好奇，缺少自然研究，再多的藏书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中的书籍，不过是一些经史典籍，算不上博学。

在博物学复兴时，英国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归纳法”是知识的源泉。虽然他对同时代的伽利略漠不关心，也不同意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但培根提倡科学的思想，却影响了近代化学奠基人波义耳，以及古典物理学奠基人牛顿。

今天，更多的人研究中国在清朝落后的原因，其实这一现象早在明朝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精英，过多地关注于史学，极少关注博物学。或许缺乏好奇心，导致没有真正自然研究的《博物志》（自然史），中国古人真的算不上博学，这就是字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