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的时候，她表示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并呼吁开发传统医药的全球性合作，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医药早已存在，为什么要重新开发？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学送给人类的一份礼物，还是现代医药学借屠呦呦之手，从传统医药那里获取的一份礼物？

一、青蒿素对中医病因理论的突破

疟疾是一很古老的疾病，但直到1880年法国人Laveran在疟疾病人血清中发现疟原虫；1897年英国人Ross发现蚊虫与传播疟疾的关系，它的真正病因才弄清楚。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疟疾因外感疟邪、疫瘴湿毒之气或风、寒，暑、湿之气，内则正气损伤而发病。早在《黄帝内经》时代，《素问·疟论》就对疟疾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都有详细的介绍，对疟疾的休作有时、寒热交替都做了规范性阐述，是后世医家理论的复制模板。其中，不仅有“夫痎疟皆生于风”，“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的经典表述，而且强调常常由于几种病因（如暑、寒、湿、风）相加而发病。例如《疟论》谓：“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藏，横连募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后世医家又发展了“瘴气学说”，认为南方山林的瘴毒之气所致者，往往疾病较重，易于内犯心神及使人体阴阳极度偏盛。如《景岳全书·疟疾》称：“凡往来岭南之人及宦而至者，无不病瘴而至危殆者也。土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习，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耳。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免矣。”

显然，如果屠呦呦仍然拘泥于传统中医理论的认识，就不会采用鼠疟疾模型筛选药物，也不会看到《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的“青万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就灵机一动采用乙醚提取青蒿素。事实上，科学创新就意味着突破传统理念，采用新理论、新技术从而发现新事物、新规律。

二、青蒿素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突破

青蒿与治疗疟疾有关的记载不多，《本草纲目》称其“治疟疾寒热”；《本草新编》谓之“退暑热。”据《中药学》教材，它的其他功用是清透虚热，凉血除蒸，而且苦、辛，寒，归肝、胆经。在治疗“疟疾寒热”的应用中，称“本品辛寒芳香，主入肝胆，截疟之功甚强，尤善除疟疾寒热，为治疗疟疾之良药。称其为治疟良药，这是青蒿素被发现以后的事情，但屠呦呦研究青蒿素的过程却是对传统中药理论的一种否定和遗弃。

传统中药理论形成于化学诞生以前，那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药物的作用机制与其化学成分及其在人体内代谢规律（包括血药浓度的量效关系）密切相关，只能从药物的表象特征来推论其作用机制。中药理论（即传统中药药理学）是建立在“四气五味”基础上的“性味归经”理论，以及“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理论。显然，如果拘泥于这些理论而不是从青蒿（黄花蒿）的化学成分入手，就不可能有青蒿素的诞生。因为即使认识到它的抗疟原虫作用，《肘后方》也要随证配伍黄芩、滑石、青黛、通草等同用，《通俗伤寒论》的蒿芩清胆汤也是与黄芩、滑石、半夏等药同用，治疗湿热郁遏少阳三焦，气机不利，寒热如虐，胸痞作呕之证。况且，最使屠呦呦受益的“青万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只是应用经验而非中药理论。

三、青蒿素对中药研究“拆方道路”的肯定

我曾经撰文把中药研究分为“复方道路”与“拆方道路”两条途径（见“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三）”、“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五）”。在我看来，两条途径代表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简言之，前者代表保持中医药特色的倾向，即通过复方药理学证明中药复方的起效的现代机制，阐明中药复方的配伍效应。陈竺院士称之为用现代语言解释中医药治病的道理。后者则通过拆方方式，分析中药复方起效的化学成分，在化学成分明晰的前提下探讨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的途径（如血药浓度与量效关系、药代动力学、生物合成方法等等）。或者说，前者立足于中药复方现有疗效的现代解释，后者着眼于寻找新的疾病干预的高效化合物。值得思考的是，解释复方疗效机制的研究比比皆是，尤以陈竺院士的研究层次最高，宣传起来也振振有词。寻找新化合物的研究凤毛麟角，其意义重大但难度更大，甚至有人终其一生而鲜有建树。

值得庆幸的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并且连连获奖，为这一研究方向燃起了新的希望。科学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创新，药物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防治疾病的效应而不仅仅是阐明作用机制，但愿现代医药学借当代科学家之手，从传统医药那里获取更多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