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自西汉武帝时起，一直到清末二千余年，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律。而汉代又是统治哲学，且被神化，中医经典《素问》《灵枢》《难经》，编纂成书于东汉时期，自然受其影响。故阴阳五行说成了推演中医学理论体系之工具，时至今日中医临证虽仍在使用，却屡遭诟病，何故？或云不科学。其实，科学与否并非重要，因其推演之结果，是或然性，即不确切，甚至不准确，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故屡遭诟病！

关于阴阳五行说，近现代几位著名学者观点如下。

1.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说：

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

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要之，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五行志》所载，大抵即刘向《洪范五行传》之言也，吾侪试一籀读，当审其内容为何如？而后此所谓正史者，大率皆列此一篇，千余年莫之易。呜呼！禨祥灾祲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智日以偷。谁之咎也？

2. 大型权威性工具书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

阴阳五行说，中国古代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以‘术数’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燕齐方士。

《管子》称阴阳为“天地之大理”，又说：“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将阴阳和“五行”“五方”“四时”相配合，解释季节更迭和天象变化，为始初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哲学特征。

战国末期阴阳家驺衍创“五德终始”论，“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把朝代更迭和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进行牵强比附，以阴阳五行言人之历史，发展成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

《吕氏春秋》则用阴阳五行说的基本观点讲音律和历数，进而推测天体运行、万物生长和历史的演变，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附会的臆测。

西汉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用儒家思想阐发阴阳五行说，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以阴阳五行解释天地起源和万物生成。又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举贤良对策一》），称“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赋阴阳、五行予道德的属性，进而提出“人副天数”：“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以天道运行、四时次序附会社会秩序，构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开汉代谶纬神学之先河。阴阳五行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北宋周敦颐创“太极”说，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太极本无极”，确立了以太极阴阳为主要观念的宇宙论，为朱熹哲学体系提供了基本思维格局。王安石用阴阳二气的运行说明五行“皆各有耦”，“往来于天地之间而不穷”。

清戴震肯定“阴阳五行，道之实体”，说：“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对阴阳五行说作了唯物主义的阐发。

3. 中医高校教材新世纪七年制规划教材王洪图主编《内经》说：

【阴阳的来源】“阴阳”的概念起源很早，大约在上古农耕时代。上古时代人们观察日月之象，昼夜、阴阳、寒暑变化，发展大量相反相对现象。殷、周时期，人们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最早记载阴阳观念的，是约成书于西周前期的《易经》。《易经》的基本符号是两“爻”（yáo）即“-”和“--”，《易经》卦爻辞中有大量的表示阴阳对立的词语。如乾坤、泰否、剥复、损益、既济未济等卦名，还有吉凶、上下、大小、往来等卦爻辞词语。可见至迟在殷周之际，阴阳观念已相当成熟。从《尚书》《诗经》等古籍，也反映了阴阳的观念。

具有哲学意义的阴阳概念出现在《国语》《左传》……将阴阳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并达到空前水平的是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它将阴阳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层面，并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它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阴阳被提升为表示两种对立统一事物或同一事物中对立统一两个方面的符号……

【五行的来源】“五行”萌芽于殷商时代的“四方”概念，从中央看四方乃是殷人的方位观，殷商大墓和明堂中有大量的表示五方图案的构造。五行概念大约出现在周代。春秋时代出现五行相胜学说。战国时代出现五行相生学说、五行与阴阳配合学说，此时五行已成为一种宇宙模型被广泛应用。

从现存文献看，最早记载五行概念的是《尚书》，其中《虞书·大禹谟》提到“水火金木土”五字，《夏书·甘誓》提到“五行”一词；《周书·洪范》两者皆有，且论及五行之性。

先秦古籍《逸周书》也提到“五行”，并有五行相胜的记载。《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五行的言论或事件。先秦诸子如《孙子》《墨子》《管子》等均有关于五行的记载。

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第一次把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用阴阳消长的道理来说明五行的运动变化，构成阴阳五行说，并提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说，用五行相胜的过程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

到了汉代，阴阳五行学说被泛化和神学化。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将阴阳五行由对自然界现象的认识模型，一跃变成社会政治的说理工具。其后阴阳五行作为神圣不可更改的世界观、方法论被一直沿用到清末。

4. 隋萧吉撰，马新平、姜燕点校《五行大义·点校说明》说：

阴阳五行思想，是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

“--”“-”是对宇宙生命的功能、属性、关系所作的归纳和分类，表示宇宙生命的一体两仪，既是对不同事物的归类，又是对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归类，体现了一分为二的宇宙生命发生论、结构论、功能论观点。

中医基础理论就是用阴阳之间的关系说明生理及病理变化的。阴阳的对立制约维持著人体的物质及功能的动态平衡，即阴平阳秘，如果阴阳的对立制约关系受到破坏，不能维持相对平衡，即出现阴阳失调的病变，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之间又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它们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即独阳不生，孤阴不长，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反映在生理上，就是机体中的物质与物质、功能与功能、物质与功能之间的消长，是维持相对平衡的消长。如果这种平衡状态失衡，即出现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

阴阳属性相对而划分，但二者之间又可以互相转化，反映在古代中医理论中，阴阳的转化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病因，如“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寒湿之气属阴，温病、咳嗽之证属阳；风暑之气属阳，飧泄、痎疟之证属阴。伤于阴反病阳，伤于阳反病阴，这是阴阳转化思想的具体体现。阴阳学说是传统中医学全部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理解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古代医学必通的门径。

五行学说更是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朴素系统论的原始理论。它是中国先哲用以描述宇宙生命属性规律的一组符号系统。五行分别是五种物质——能量——资讯的符号，“五行”之间的各种关系（生胜乘侮）反映了宇宙生命各种物质、结构、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运动和变化。

古代医学家把哲学中的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五行学说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祖国医学特有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促进人们从系统结构观点观察人体，在比较和辩证中认识人体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统一。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五行学说的应用，加强了中医学关于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论证。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在五行学说的帮助下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系统化。

五行系统除了分类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相生相克及胜复机制在传统中医学上反映了病因病机病理及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而严密的医学思想基础。传统中医也用“五行”作为解释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结构、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的根本大法，对于我们理解医学思想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上乃目前阴阳五行说之主流观点及与中医理论体系之关系，但就其本源之说，窃以为尚属欠缺。虽亦言及“道”“天道”等，已几近其本源，然尚未直接明言。憾事矣！

据现代相关学者如陈久金先生《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路辉先生《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境》及刘明武先生《换个方法读内经》《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彝族十月太阳历与中华文明》等论述与考证，自先秦至宋代，中原大地上久已失传的黑白点“河图”“洛书”两幅图，被彝族历法保留且经地下出土证实。并证实了阴阳五行说，源于史前天文历法，用黑白点河图洛书符号表达。河图符号表达的是十二月太阳历法（天有四时），洛书符号表达的是十月太阳历法（天有五行），中原传世典籍名“阴阳五行历”。彝族同袍王天玺先生说（《中华彝族文库·当代彝族研究丛书》总顾问王天玺总序，见刘明武《彝族十月太阳历与中华文明·王天玺总序》）：

最早的历法是太阳历，彝族先民创制的十月太阳历，是人类创制的最早历法之一。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型青铜器，是迄今发现的十月太阳历最早的实物证据。

这个太阳型器的直径为85厘米，中心凸起的半圆球为太阳，向外放射出五道光芒，芒外围以圆形晕圈，这就是一个太阳历盘。历盘上太阳放出的五道光芒，把大圆划分为等距的五格，代表一年中的五季，每季两个月，共十个月。……

贯穿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天干地支纪年、八卦数字预测，都直接来源于十月太阳历。正是十月太阳历，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

彝文古籍《土鲁窦吉》记载的太阳历也是一年为5季，一季2个月，共10个月。每月36天，剩下5天或6天为过年日，共365天。三星堆太阳历盘与之完全吻合。

太阳型青铜器（十月太阳历盘：阴阳五行）

可谓发千古之未发，乃对传统认知之补说、之新说。亦即传统说法是流变，而史前天文历法才是源头。所以，李零先生《中国方术正考·阴阳五行学说的再认识》说：

过去，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人们总是习惯于把阴阳五行说看作一种晚出的支流：推其源，不过是邹衍一派的怪迂之谈；述其流，也无非是盛极汉代的荒唐迷信。这种看法既缘于古史背景的模糊和有关史料的缺乏，也与汉代以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逆溯误差”，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从“古史辨派”论战中所受到的那次重要“洗礼”有关。当年，顾颉刚先生为了推倒儒家经典中的古史系统，恰恰是从讨论这一学说入手（参看《古史辨》5册，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他们认为阴阳五行说既然这样巧具心思，从任何一点可做无穷推演，则它只能是一种特殊文化氛围下突然出现的东西，一种人为编造的东西。儒家经典中的古史系统就是受这种风气的感染，直到很晚才被炮制出来。

现在，以我们对考古发现的认识来看，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恐怕应做如下校正：

（1）这种学说在战国秦汉之际臻于极盛，虽然遇有新的思想契机，也包含了许多添枝加叶，整齐化和系统化的工作，但它绝不是邹衍一派的怪迂之谈所能涵盖，而是由大批的“日者”“案往旧造说”，取材远古，以原始思维做背景，从非常古老的源头顺流直下（金栋按：源于史前天文历法）。

（2）对诸子学说在两周之际的酝酿成熟，形成雅斯贝斯所说的那种文明发展的普遍性突变，或张光直先生反复强调的“人神异界”，最顺理成章的解释恐怕还是，它本身不但不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背景或并生形态，反而是从这种学说的共同源头派生而出，初则甚微，后始宏大。

（3）即使在诸子学说经进一步分裂、融合而形成汉以后儒家独尊的上层文化之后，阴阳五行学说也仍然在中国的实用文化（数术、方技、兵学、农学、工艺学等）和民间思想（与道教有关的民间宗教）中保持着莫大势力，足以同前者做长期的抗衡。

又，阴阳五行说为何成了中医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主要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的编纂成书年代有关。因其编纂成书年代，正是阴阳五行说极盛时代之两汉。

读《内经》则会发现，《内经》以阴阳五行说为中医学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

《内经》的脏腑学说，就是阴阳五行化的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五行学说在构成《内经》体系上尤其重要。不管人们认为这种学说多么朴素、原始，但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明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核心。稍微修正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主的脏腑学说是核心。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又说：“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古史辨自序》）

要之，阴阳五行说成为传统中医学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主要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编纂成书年代有关。因其编纂成书年代，正是阴阳五行说极盛时期的两汉，且是统治哲学，并已被神化，该书自然受其影响。

兹就阴阳五行说之源头与流变，并结合上述著名学者的观点，不揣浅陋，简述考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