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瓜州渡，2006-10-23 17:00:46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这样一本长达460页的专业学术著作能够吸引我这样一个非专业读者，也许与个人经验不无关系。

五岁之前我被忙于革命工作的父母寄养在乡下，三十年前的西北乡村依旧缺医少药，记忆中头疼脑热胃口不佳或是偶尔煤烟中毒，除了偶尔吃一两副草药，大多数时候身体的不适就找村里的神婆。我不知道经过了那么多场运动的洗礼，巫在中国乡村是怎样残喘生存下来的，但当时他们的存在多少缺乏合法性，这连只有三四岁的我都有所察觉。那巫就是本村或远或近的亲戚，平日里见了也会招呼饭食的，可是在那样噤若寒蝉的夜晚，她变得陌生而神秘。昏黄的灯下我躺在炕上，上了年纪的巫婆口中念念有词，手指在我额头在划着圆圈，仪式漫长，让人无力。之后她留下几张画了符的白布块，祖母将它们焚化了，看我和着碗底的水一同吞下，便觉心安。也许本就不是什么重病，幼年的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过两天我便满天满地疯跑，祖母愈加信赖神婆的灵验。五岁时回到城市，没多久我便在一场殃及大院孩子的传染病流行时中招，父母当机立断送到医院打针吃药，性命交由穿白大褂的陌生人处置，经过一个月的紧张、不安、慌乱，病痊愈了。从此巫医便藏在记忆深处，也许初初进城我己嫌弃了它的“落后。两套医疗系统的转换如此仓促，让人来不及深究背后的意味。

就我个人而言，两套完全不同的身体政治系统仅仅是通过一次地域空间的转移，一个突如其来的疾病事件就迅速强制完成的，但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近200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传统中医和民间巫术系统渐渐被挤压了生存空间，来自西方的科学话语体系逐渐成为正统，这场转变经历了怎样的冲突与选择，以往史学界缺乏全面的梳理。当我们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尚在莫衷一是之际，后现代又裹胁了更多的花哨名词和光怪陆离的现象接踵而至；当我们沉浸于新潮思想的无边快感当中，得意于追赶全球化文明的自我满足背后，很少有人深究，在刚刚过去的二百年当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怎样从传统生活一路跌跌撞撞投进西方文明定制的现代化怀中？而所谓现代化的面孔背后，又如何拖着一条挥之不去的旧影，同时在弃绝与投靠的过程中，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国人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

在我看来，杨念群先生十年磨一剑，正是在夹缝中做文章，说是夹缝，并不意味着选题的琐碎，而恰是常规研究思路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空间，是穿越狭小山洞之后的豁然开朗。正因为是另辟蹊径，这本书选取的研究资料就不囿于正史文献，而是充分调动了各种民间传说、口述故事、地方档案、私人信件等，对边缘性的资源的充分运用使得这样一本史学著作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的面目，宏大空间政治演变的叙说因而生动可感，历史不再是刻板面孔的风云际会，更给了活生生的人以言语空间，毕竟这个课题关于医、关于病、关于身体，其中有呼吸相闻的酸楚、苦痛、兴奋和纠缠。

原本以为只有思想的变迁会打上深深的社会烙印，其实连同我们的身体，也因处于社会空间的演变当中，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约束的一部分。被作者加了双引号的“病人”，己经不完全是生物意义上罹患病痛的血肉之躯，不完全是自我可以感知症状的身体不适，而是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仪器测得的病菌攻击体和通过实验室判断的非正常数据载体，因此在疾病的疗治上，就必须摒弃传统社会强调调整人神关系的“巫医”，也必须拒绝凭个人经常感觉调和阴阳五行的“中医”，把身体交给以“科学”面目修复和恢复身体正常生物和生理指标的“西医”。正因如比，杨念群特别指出，“‘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病人”概念因而承载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也许是由于“东亚病夫”一词太于惨痛的民族记忆，在整个民族图强的奋进中，一整套关于身体强健、讲究卫生的观念也跟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是疾病，进而连身体都加入了一系列隐喻。由此可以想见，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竟有了动机与行为上的延续性。

我不知道用“好看”来形容这么一本砖头一样厚的历史著作是否失敬，但它的确提供了一种愉悦阅读的可能，故事讲得很好，很生动，即使远隔百年，曾经的医者、病人、传教士、稳婆、草医或满怀医学理想的乡村医疗实践者，都充满了丰富而独特的个人魅力。书中提及的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建立于1892年，在广州，芳村，它的名字叫惠爱。直到今天，芳村在广州本地人的言语中，还特指精神病院。历史以如此坚韧的方式渗入到城市的当代生活。如果不是这本书，我竟一直以为，惠爱仅仅是广州老城区一家宾客迎门的粤菜馆以及一道同名的美味白切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