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冬，友人樊正伦以他与潘桂娟博士合着的《日本汉方医学》(以下简称《汉方》)一书相赠。全书用84万余言，介绍了一千多年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衰史。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翔实，可谓国内关于日本汉方医学变迁的第一本专著。汉方医学，即日本的中医药学。本人从事中医软科学研究多年，留意此类资料久矣。一册在手，如获至宝，研读数遍之后，终于透过字里行间发现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现依读书笔记，整理成此文，以为覆年之鉴。   

一、重实用轻基础环境中的艰难发展

东方文化的辉煌，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先哲们，其次还有印度。中医药学即是在那个时期跳出经验医学的窠臼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要枝干，方药和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不断吸收着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营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根深叶茂，不断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邦。自隋代起，日本就有不少学人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753年唐代僧人鉴真第6次东渡日本成功，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末叶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缓慢。尽管日本奈良时代(8世纪)的《大宝律令．医疾令》中已经“确定中医药学为其正统医学”(语出《汉方》，以下引文同)，尽管9世纪藤原佐世奉命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已显示有167种 (1309卷)中医药著作传入日本，然而，束书不观，等于无书。这一时期日本的汉方医学始终处于重实用、重方药，轻基础理论的经验性吸收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中医药学的枝和叶，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其根和本。

比如，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写的在日本颇有影响的《医心方》(30卷)中“没有专论脏腑、经络、脉诊、治则的篇章，而是立足于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而编纂的”。书中汇集的先秦到隋唐时期的166种中医药文献中，除7部医经类著作外，下余的则是本草、医方、针灸、养生、服食、房中等方面的著作。同期编纂的较有影响的方药类书籍还有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等人的《大同类聚方》，菅原岑嗣等人的《金兰方》，深根辅仁的《本草和名》等。然而出云广贞的《难经开委》，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这两部基础理论方面的书却未能传世即自行亡佚。

再如，宋代的中医药学，尤其是《和剂局方》“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即木尾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该两书主要取材于《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易简方》、《妇人大全良方》等。宝町时代前期(14世纪中叶)僧人有邻编纂的《福田方》比较重视了临床医学方面的内容，对待每一病证的论述都包括“论(原因)，外证(证候)，脉及按检(诊断)，相类病(类证鉴别)，死候(预后)，治方(疗法)”等。但从《福田方》的参考目来看，绝大部分仍属于临床治疗或方药类著作，而汉代以前基础医学方面的著作仅有9部，占全部参考书目的1/13左右。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汉方医学关注的重点或大体水平。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在西医传入东方时，如果人们不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不学生理、解剖、药理、病理等，只靠着类似我国２０世纪60年代的《农村医士手册》或者以后的《赤脚医生手册》，能学成真正的西医大夫嘛！一千一百多年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为日本“正统医学”的汉方医学发展之慢、水平之低，似乎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

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则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科学土壤。日本学者在接受中医药学时，恰恰忽视了最根本的这一点，没有首先学好孕育出中医的中国传统文化。医学的社会功能是防病治病，学科以外的人和急功近利者，往往舍本逐末、重用轻学。因此，容易产生忽弃基础理论的片面性。

日本本土文化起步晚，根基不厚。而其医家又受汉语水平的限制，故难以理解中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关系及其真谛。

二、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的产生

由于上述原因，从16世纪后叶起(即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的近300年间，日本汉方医学出现了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前者即《汉方》所称的后世派，后者即《汉方》所称的古方派。后世派的代表人物是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他“在学术思想上，以《内经》为基础，以李东垣、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博取各家之长”；“在临床诊疗中，注重辨证论治，提出简明切要的临证诊疗原则和方法”。他通过深入研究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而知医有圣俗”，把只知方药经验者谓之俗医。主张“辨证必宗《素问》神规，配剂必祖《本草》圣矩”。他的巨著“《启迪集》是日本第一部倡导辨证论治的专书”。除《启迪集》外，曲直濑道三还编纂了20几部医论、医话及理论、临床等方面的著作。他在给门人写的《切纸》一书中，写下了“指南医工之规矩，疗养患者之隐括”的“医工宜慎持法”，共57条，对辨证论治的常规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思想、内容与中医药经典一脉相承。

后世派的主要医家还有曲直濑玄朔、长泽道寿、古林见宜、冈本玄治、冈本一抱等，他们终于超越了经验性吸收的阶段。上溯《内经》，谨守医宗，注意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全面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日本化，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古方派的提倡者是永田德本 (1513—1603年)，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 (1702—1773年)。其实，所谓的古方派，只不过主张重视汉唐时期的古方而己；所谓的“独尊张仲景”，只不过主张临证多使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罢了。与后世派相比，古方派即离宗派、倒退派。

其一，吉益东洞为倡言“实证亲试”，却“把一切中医理论，不问事非，俱斥为‘空谈虚论’……他还怀疑中医的藏象、经络、药性、诊脉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学说”；所以他的“实证亲试”，无异于把已成体系的中医药学，再一次退回到《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的窠臼中去。

其二，吉益东洞力倡的“方证相对论”，他是以全盘否定张仲景所创立的辨证论治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只有张仲景之随证投药，不拘病因，最可推崇”，这岂不是对张仲景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方法的严重歪曲吗？他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他讲的“证”实际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他讲的“方证相应”只不过依据症状的相加、相减而调换方药，根本不是张仲景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至于由他所提出的腹诊，也只是给他依据的“症候群”增加了一项他自己认可的症状。其实《伤寒论》中本来就有许多腹诊内容，吉益东洞的腹诊不仅没有新意，而且与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不属。

其三，吉益东洞在否定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同时，却附会《吕氏春秋》等非医学著作中的只言词组，提出“万病一毒论”。人类疾病错综复杂，“万病”岂能皆因于“一毒”嘛？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与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学说相比，不仅显得幼稚，而且也颇武断。

古方派产生的根源有二。

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科学在日本的根基薄弱；日本医家对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不够。

二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荷兰、德国学者把西医引入日本后，更动摇了日本医家对中医理论的信念。

遗憾的是，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在西医传入日本后逐步发展为汉医的主流，成为被扭曲了的日本化的“中医药学”。所以至今人们仍习惯将日本的中医药学称为“汉方”医学；而且汉方医学一直重方药、轻医理，至今仍然困守着“方证相应论”。

三、釜底抽薪的扼杀与文不对题的抗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一百多年间，西方文化与科学〈包括医学〉陆续传入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用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话来说，日本的文化与科学开始进入“第二次浪潮文明”或称“工业革命阶段”。在这个文化变革时期，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尽管当时日本汉医的人数远远多于西医，占医师总数的79%，但“灭汉兴洋”运动却从此拉开序幕。

1873年，曾经在荷兰留学西医的长与专斋，出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以后，随即制定了一系列“灭汉兴洋”的规定。其中对汉方医学危害最深者，莫过于“医师学术考试规则”。该规则要求汉方医师，必须通过为西医颁发的“医师考试规则”、“医术开业考试规则”、“医师执照规则”等。并不断增加了西医考试课课目的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及药剂学等七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授予开业执照。这些法规在以后的执行中，进一步强化了法律效力。它的核心，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否定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以西医学术为唯一标准或规范，对汉方医师进行彻底的改造。显而易见，这是对汉方医学〈同样也是对中医药学〉采取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

“灭汉兴洋”的本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因此，汉医抗争的重心，也必须针锋相对地维护中医基础理论所确定的，西医无可取代的科学规范。但是日本汉方界以哀兵之势，采取了甚至颇有武士道意味的抗争。若科学角度来看，既显得苍白无力，又显然“文不对题”。

其一，针对“医师学术考试规则”的七科考试，汉方界先后提出“汉方六科”和“汉方七科”。如森立之的究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药学、治疗七科之说等。这种说法从形式上、理论上都明显牵强附会，甚至授人以柄，自讨无理。难怪长与专斋嘲笑说：“称《易经》为物理，称炼丹为化学，把剖割比干、斩杀翟义作解剖……纯属效仿西洋制度，以致引用古书文字章句，勉强搭配”。

其二，扼杀汉方医学的矛头直逼其基础理论，而不是临床治疗经验。而汉方界不少人却“决心在治疗领域里，和西医争一高下”。这固然不失为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临床经验毕竟不是基础理论本身。即使争出高下，长与专斋也照旧会以一时之经验而弃之不顾。

其三，面对“灭汉兴洋”，汉方界在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多年里发动了数十次请愿、上书。用这种政治方式有可能唤起社会各界，从而延缓扼杀汉方医学的进程，却不能在文化、科学的主战场上缓解汉方医学面临的学术危机。

所以抗争的结果，汉方医学仍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正统医学“的地位，后世派希望造就的本质意义上的汉方医师，从此则难以在日本生存。

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有四：

古方派不重视，甚至排斥中医基础理论。当时，国际上在科学方法论方面中还没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综合性科学。所以不论西方或日本，都不可能从更高层次揭示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价值。

西医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上升阶段。所以从科学发展趋势和社会文化心态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日本政府以西医的观念歧视、排斥汉医，在决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条件和可能，把两种医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各种取缔汉医法律条文的实施，只有系统学习过西医的医师才可以使用汉方在民间治病。20世纪50年代以来，使用汉方的西医师怀着汉医与西医接轨的良好愿望，作了不少验证、解释、改造的努力。至今仍然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表面上似西似中，实质上非西非中的误区。其突出表现，即这里讲的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人们习惯认为，西医的特长在于辨病，中医的特长在于辨证。所谓辨证，即辨别疾病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脏腑盛衰、邪正虚实的病理演变特点——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是脏腑、阴阳偏离正常状态的病理过程。如果用一句哲学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病理过程的话，那么中医眼里的疾病，则是一个“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上无数的相互依存关系交织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不同表现，则反映了疾病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的不断变化的病理机制，中医习惯简称为病机。所以，在医来说是相对不变的病理，但在中医来说则是时时变化着的病机。西医对一种病往往希望找到一种最佳的治疗方法，而中医在一种病的全过程，则需要依靠不断变化着的病机发展趋势而不断调整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特长，也是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

前面已经讲过，“方证相对”的“证”是疾病过程中表现的一组“症状”或“症候群”，而不是阶段性病机；“方证相对”的遣方用药是对证治疗，而不是辨证求机、审机论治。所以是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大倒退。那么，如果用疾病过程中为某一阶段的病机特点而设定某一张处方，包治这一疾病的全过程而不顾其病机变化；或者按照西医诊断的病名便去处方用药，连临床“症状”也不考虑，这就叫“方病相对”。它是完全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所以“方病相对”是“方证相对”的再倒退，是把汉方由“非西非中”推向绝境的“最后晚宴”。

下面抄录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厚生省通过的《一般用汉方处方手册》中几则处方：

“葛根黄连黄芩汤(《伤寒论》) ：

【成分与剂量】葛根5—6g，黄连3g，黄芩3g，甘草2g。

【用法】汤剂。

【功效】主治急性胃肠炎、口腔炎、舌炎、肩背疼痛、失眠等热症者。”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金匮要略》) ：

【成分与剂量】桂枝3–4g芍药3–4 g 大枣3–4 g生姜3–4 g 甘草2g 龙骨2g 牡蛎3g。

【用法】汤剂。

【功效】主治虚弱质、易疲劳或易兴奋神经质，失眠症、小儿夜啼症、小儿夜尿症、眼睛疲劳。”

“四逆散 (《伤寒论》) ：

【成分与剂量】

1. 汤剂：柴胡2–5 g 芍药2–4g枳实2g甘1—2g

2. 散剂：每次2 – 5 g ， 每日3次。

【用法】1. 汤剂； 2. 散剂。

【功效】主治胃炎、胃痛、腹痛并胸腹部苦满不舒者。”

以上3方，可见“方病相对论”之一斑。我们谓其“非西非中”，是因为“方病相对”既不符合西医的规范，也不符合中医的规范。

其一，“功效”栏所列之疾病，未说明由何种致病因数及其原因所致；“成分与剂量”栏之方药，亦未说明该方对病的物理与化学意义上的有效成分。故“非西”。

其二，只列成分用量而没有中药药性与配伍分析，只讲西医的病名或症状；不提中医的病机，也没有辨证的内容。故“非中”。

然而这种非西非中的汉方，却能在20世纪70年以后的日本继续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方剂虽为古方,剂量却远远小于古代。与当前我国常用剂量相比，不及1/3。尤其用以制成的“汉方颗粒剂”，其剂量更小。用量小则效小，误用后的反作用也小。故社会上往往忽略了不合理使用下它的“毒副作用”，甚至错误地将“无害”视为“有效”。

第二，当今在日本，汉方制剂多与西药多同时混用，难以准确评价其疗效。汉方制剂多用于慢性病或小伤小病。这种情况在以西医为主流医学的日本社会里，已经成为西药的辅助剂，或者多种西医难治病的安慰剂。故可以因其“无功、无效、似乎无害”，而在民间任人选择或滥用。

本制药设备与工艺无疑是先进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上普遍重视传统医学，汉方颗粒剂以其制作精良、包装讲究、服用方便而蜚声亚太地区。但工艺、制作掩盖不住科学和医疗实践的检验。80年代中期，曾有人声称“日本汉方医学5到10年将超过中国”。时隔未久，1994年7月，日本却在酝酿把汉方制剂从“健康保险用药”中剔除出去。必须知道，医存则药存，医亡则药亡。如果人们不是把病人的“回光返照”，误认为转危为安的征兆，那么非西非中的汉方制剂，恐怕不会带来汉方医学的振兴与繁荣。

明治维新时期之后，日本汉方医学是在渐变中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独尊张仲景”，“实证亲试”、“维新”、“科学化”、“剂型改进”等等美妙的旋律中，使当事者迷、当时者迷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汉方》一书，在我们回顾和分析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之后，至少有两条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必须在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框架上找到中医药学的准确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最艰巨、最紧迫的任务是：首先要在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当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对中医药学进行正本清源的深入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基础理论的每一个概念入手，用现代语言和以系统方法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整理，使之规范化，系统化。这项工作搞不好，中医基础理论将面临被解体、被改造的危险。

第二，必须杜绝“方证相对论”与“方病相对论”在我国的重演，始终不渝地坚持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近年来，“方证相对论”与“方病相对论”已经在蔓延，有些甚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在扩大，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祈望日本汉方医学的今天，不应该是中国中医药学的明天。
　　(原载于《中国医药学报》1995年第5期，发表时署名“黎志锺”；其后转载于日本《中医临床》1996年第2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