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者到理性经济人

对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得失历来众说纷纭，然而对王安石其人却誉多毁少。且不说远在俄国的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戊戌变法主将梁启超称其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就连同时代最主要的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批评也仅“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无他，但执拗尔”。

从史料上看，尤其从反对者的评价看，王安石“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其本心欲救民”，“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

对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人们公认：“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节俭恬退，素行亦好”，“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王安石律己极严，他当宰相前后凡八年，从未以公谋私，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当时两派人对王安石人品的整体评价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

王安石是一位深入基层，求真务实的实干家。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进入中央部委工作的资格。他却宁愿从边远小县的县令起步，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历练出优异的行政才干，并为以后的变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王安石对上级绝无逢迎之意。他在包拯手下工作时，一次包公举宴，无论包公怎么劝，不爱饮酒的他就是滴酒不沾，弄得包黑子没脾气。连支持他变法的神宗皇帝，他也当朋友对待，“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真诚、坦荡、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一位令人难于相处的“拗相公”。

然而，王安石的“继承人”却不再是“拗相公”。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官场生存竞争中的“适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传中大名鼎鼎的蔡京。

蔡京深明“适者生存”的道理。在王安石当权时，他积极投身于变法，担当过中书舍人、开封知府等要职；旧党得势后，蔡京紧跟中央，5日内在他的开封府内废新法、复旧法；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再次180度大转弯“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

蔡京十分冷静，深知他的上级也就是徽宗绝非什么“朋友”，而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稀缺资源。为了控制、利用这一宝贵资源，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

控制了皇帝这个当时社会中最强势的资源，蔡京就可以在朝中理性地运用改革武器了。他以改革的名义，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旧规，创造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为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为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为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他滥用组织人事大权，广结党羽，“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

蔡京殚精竭虑做这一切当然有他现实的追求。这追求显然集中在经济利益上：“始求羡财，以供侈费”，以至“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蔡京以新法的名义聚敛社会财富，“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敛财的成就使蔡京可以“享用侈靡”，吃鹌鹑，可以“一羹数百命”。吃蟹黄，可以“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住，可以“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其中自然是姬妾成群、“衣冠芬馥”。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成功的理性经济人，他成功地实现了个人目标，也成功地将一个王朝推入了毁灭的深渊，并成功地使自己为这个王朝的灭亡殉葬。

宋亡后，元人脱脱修《宋史》，为王安石立传，多有褒扬，而将蔡京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列为“六贼”。我们应当记取的是：如果政府官员成为理性经济人，他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深思的是：由理想主义者推动的变法何以成了理性经济人的有效工具？

《科学时报》2005年3月24日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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