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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增选琐议 精选

已有 5660 次阅读 2007-2-2 17:55 |个人分类:科技观察

院士增选琐议

面对阿卡德莫斯

院士增选琐议之一

“院士”一词译自academician,它来自古希腊时代一位名叫阿卡德莫斯的英雄。传说阿卡德莫斯曾凭自己的智慧和责任感把雅典城从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中解救出来。他死后葬在雅典城西北郊一片橄榄林里,人们于是把这处幽静的林园称作阿卡德米(Academy)。公元前387年,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始在此讲学,此即世界文明史上著名的柏拉图学园。

各国的科学院以Academy命名,表征着学术共同体的智慧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表征着社会对院士的期待。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列出的院士标准为:“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

然而,在院士增选推荐工作结束后发现:

有的候选人通过发信、email、或家访,不断向院士分送材料,有的甚至在“材料”中夹带厚礼;

有的候选人终日奔波于院士之间,动用项目经费去“照顾”院士;

有的候选人以各种名义,力邀有关院士参加所谓“学术会议”,借此向院士送交所谓“补充材料”和可观的“会议出席费”;

有的候选人借助工作关系,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投票情况,甚至公开表示希望为其“多作工作”。

……

请问这些先生,您如果真的“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世间自有公论,用得着这样汲汲皇皇吗?您如果真的倾心于学术,还有兴致和精力,来这般蝇营狗苟吗?

作为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我们的院士应当是阿卡德莫斯的传人,至少也应是倾心于学术的人。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之徒功不可没。在全社会声讨学术腐败的环境下,这些“善舞”、“善贾”之徒依然毫无顾忌地再次将目标对准“院士”,令人震惊。

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应是一个民族最后的道德净土,如果这里都被市侩之辈占领,中国学术共同体危矣,国运危矣。

制衡与自律

院士增选琐议之二

维持一个团体的健康运行,有两个基本因素,“制衡”与“自律”。一般说来,其成员理想追求越高,“自律”的作用越大;而利益追求越强,“制衡”越不可缺。商业社会是一个以利益追求为荣,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制衡”成了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

2001119,学部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一口气为院士们规定了“十诫”。显然,我们的多数院士有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希望通过成员的自律,维护“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这个形象定位。

然而,制定“自律准则”,本身就反映了有的院士缺乏自律。在增选院士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人任人唯亲,为本学科候选人争名额,破坏回避原则,为亲属拉选票;

有的出面组织研讨、座谈、现场考察等活动,亲自出面为自己的候选人拉票;

有的利用其影响力,给有选举权的院士打电话,推崇自己的候选人,甚至直接叫秘书更换候选人材料;

更有个别人将官场争斗中的种种恶劣手段直接搬到学术界。

凡此种种,使一些院士对增选工作表示“茫然”,表示“没有兴趣。已经无法进行正常评审了”。

翻开上述“十诫”,其第十条规定:

“严格遵守《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以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公平、公正地参加院士增选工作,摈弃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严把评选质量关。”

这是院士“自律”的基本要求,它被破坏到如此地步,“自律”何在?社会普遍将“院士”与“道德准则”、“理想追求”联系起来,因此,对这个团体更多的是期望于自律,而非制衡。虽然“十诫”中提到了“接受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毕竟只是院士团体自己的表态,而非制度化的制衡机制。

在缺乏制衡机制的条件下,如果自律松弛,院士这个团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正如有专家指出:它实际上已关系到院士队伍的生存与发展。

制衡还是自律,院士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了。

含金量?

院士增选琐议之三

如此之多的人热衷于当院士,可见“院士”这个头衔含金量之高;一些地方不惜成本地挖院士,佐证了“院士”这个头衔含金量之高;增选院士之激烈,更证明了“院士”这个头衔含金量之高。

今天,在网上闲逛,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帖子,原文照录如下:

“内幕消息,我们敬爱的z老师虽然在别人的打压和诽谤中,但是院士评选又一次过关。呼吁zc老师和p大学的同胞们,在z老师评院士期间不要和w那厮纠缠,等我们z老师成了z院士后,我们再来也不晚!”

我没有兴趣去破译那些英文字母,只是从这段文字中感受到增选院士的火爆场面;理解到一个院士名额涉及到多少人士的切身利益;领略到三十年前大字报上的文采风华。

当“院士”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高度相关时,其“含金量”自然是对当事人而言了。然而,从我们民族的学术水平角度看,这“含金量”就可疑了。于是人们从媒体上看到:

“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中,5年内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所有文章约66万篇,可被别人引用比较多的仅有2.1万篇。”

“一个本已被其它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却说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因为自行车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更多废气’。”

“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

罢,罢,罢!

无怪乎有外籍院士表示:如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如某院士之水平,我宁愿退出外籍院士队伍。

无怪乎在上边那个帖子后面,跟了如下评语:

“好好玩哟!”

“笑死我了。”

 “正..合”

院士增选琐议之四

我们这片土地上,学术领域的官本位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的“学在官府”。“学而优则仕”几乎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仿佛造化存心要证明黑格尔先生的“正..合”命题,这些年人们又看到了“仕而优则学”。

不过,别以为这些“仕而优”的先生们会去“头悬梁、锥刺股”,那种呆子怎么可能“仕而优”?“仕而优”们所谓的“学”乃学界身份也。于是人们看到了买卖文凭的“文凭经济”;看到同时担任三个学院院长的某官员,入行不到10年,出专著近10本,被媒体称为“用权力写”作;看到一批并非学界人士的高官公然竞选院士,还真有当选的。

更多的官员还没那么自私,他们是在为本单位着想,为了提高本单位的“声誉”、“档次”,干预一下院士选举而已。有的单位领导要求本单位的院士“肥水不流外人田”、“先内后外”,优先推荐本单位人员。如果发觉本单位的院士可能不投某候选人的票,领导会及时赶到评审会去“看望院士”、“谈心”,施加影响于无形之中。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以公心”,甚至坦然到公开搞“院士工程”的地步。

官员们对学界的热心,长期以来被视为我们民族的长处。然而热心到这个地步,恐非学界之福。大名鼎鼎的汉武帝,以行政权力关心学界,结果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我们的学界一直无法树立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拿事实来!拿证据来!”(Give me facts! Give me proof!) 相反,最权威的声音是:“请圣旨”。在“圣旨”的庇佑下,我们看到了代代相传的学阀,却再也找不到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

一个社会,其官、商、学界各有职能,各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有自己的运行机制。学界对于官场、商场的独立性,是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志之一。无论“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至少表明我们的社会分工还远未发育完成。

回到黑格尔先生的“正..合”命题。我们看到了“正题”、“反题”,那“合”者为何?我不是哲学家,我首先想到的是物理学中的正负粒子相撞,谁都知道那结果是什么。

想起了布拉德莱

院士增选琐议之五

曾几何时,做学问的谈不上权、钱,连名声也难听,被谥之曰“臭老九”。在那个年代,若非真正倾心于学问,没有什么人愿意往学术圈里钻。这里非但无名无利,弄不好还会落下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

好在时代进步了,学术界与政界、商界并列,成为权势、资源、利益汇聚之所。学术界布衣色彩渐淡,官、商色彩益浓。而这一切,都是在“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冠冕下,唐而皇之地展开的。

比如,报载某大学:

“引进的人才分为三个层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为吸引杰出人才,从提供住所、科研经费、研究条件及环境、安排配偶或子女工作等入手,为人才配置‘全副武装’,解决后顾之忧。”“该校引进的两院院士不仅可享受330平方米、全装修的院士别墅一幢,还可获得一次性安家费20万元人民币,而其科研资助及人才梯队建设费将不少于300万元。”

从尊重人才的角度看,这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扬。然而优越的物质报酬真能引来品学兼优的人才吗?

有一次,英国女王安娜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当她知道天文台长———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莱的薪金级别很低以后,表示要调高他的薪金。可是,布拉德莱恳求她千万别这样做,他说:

“一旦这个职位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这个职位上来的将不再是天文学家了。”

诚哉斯言,学者追求的是学问,吸引学者的是良好的求学环境。权势和财富吸引来的不是学者,而是禄蠹和商贾。

事实上,我们的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在申请科研资金、项目开发、国际交流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甚至可以到中南海办讲座、命名小行星。这种名利双收的地位还是“终身制”,想不吸引禄蠹和商贾都难。于是人们看到,在院士增选中各种令人作呕的表演,看到学术队伍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

如何对待自己的学术界,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学术界真正需要的是衣食无虞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用激励官、商的思路来管理学术界,不过是缘木求鱼。

至于学术界自己,请记住布拉德莱的忠告,请保持布衣本色。

头衔与创造力

院士增选琐议之六

王选院士说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有创造力时无任何头衔,我没有创造力时头衔纷至沓来。”

创新能力是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础,而创新最需要的是甘于寂寞,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也。

然而,在我们的学界,对头衔的追逐往往远胜于对创造力的追逐。

许多埋头研究的人,那怕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依然籍籍无名,以致引起丘成桐先生的愤慨;而中途转向从政、从商,改行去当科长、处长、所长、院长、总经理、董事长的,却轻易获得各种学术头衔,如教授、研究员、首席科学家直至院士,更有各种与学术无干的头衔,环绕在身边。拿到某些人的名片,各种五花八门,互不相干的头衔从正面一直罗列到反面。

不能简单地将热衷于头衔归结于人的非理性,恰恰相反,追逐头衔是“理性经济人”的正常选择,他们所在追逐的,其实是头衔后面的权势、资源和影响力。

头衔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重要,以致于许多人的创造力都倾注到如何“打造”头衔上,恰如许多城市的官员热衷于“打造城市名片”。以致于一些海外回来的人,有意将在校研究生得到“奖学金”、“助学金”翻译成“校级研究奖金获得者”;将“编辑”翻译成“编委”;将research fellow翻译成“研究员”;将某Institutemember译成“院士”,一直闹到有关部委、高校在人民大会堂庆功表彰,欢庆中国人当了“美国院士”。

然而,这种“理性行为”对社会的创造力贡献如何?除了“造假”,我们还有多少领域能以创造力自豪?

当然,也有对头衔具有“免疫力”的学者。中科院院士黄秉维曾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自从当上常委后,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踵而来,一年内至少花去半年时间无法搞科研。后来他决定辞去这一职务,辞职后他告诉人们,这样一年可腾出170多天来从事研究。

这才是一个学者的理性,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界中,学者的理性能取代“经济人”的理性?

2005年9月



院士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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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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