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困境观察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表明了对就业问题的极端关注。

危机：从“民工”到“海归”

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完成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于6月首次由共青团中央公布。

报告显示:我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登记求职的人群中,青年占到70%。大部分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依靠“青春讨饭吃”。低龄青年和农村青年尤为如此。

就业青年中将近30%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在600-1500元之间者占60%,月平均收超过1500元以上者仅10%多一点。

38%的就业青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还有20%的签订了1年以内的临时合同，36%的签订有1至3年固定期限合同。就业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计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9.6小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而15至19岁青年以及农村青年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均为53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6小时。

青年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长期被视为“精英”群体，然而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50%左右。在武汉劳动力市场举办的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上，进场求职人员中，应届大学毕业生居然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与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争夺就业机会。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人口的3.8%，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对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不过杯水车薪。连这一点高教育程度的劳力都尝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味道。

南京市2004年第四季度就业情况分析显示，学历越高可选择的岗位越少：平均每个需求岗位的求职者，大专学历为2.53个，本科学历为2.56个，而硕士以上学历为3.51个。

实事上，失业已经波及到研究生，中新江苏网南京2月27日电：根据劳动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四季度南京市有158名硕士以上高学历人员到劳动力市场登记失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 变“海待”了。

所谓“高端”劳动者都这样，“低端”劳动者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年，恶性矿难不断，矿业的生产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矿工还要在那里就业？在这个持续危及生产者生命的行业，生产者为何无力形成现实的压力，迫使业主做出起码的安全投入？逻辑上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在与矿主的博弈中，矿工处于绝对劣势，不干你可以走人，而矿工们无处可去！

当我们的青年无法被社会吸收，当高教育程度者陷入失业，当低教育程度者根本看不到希望，将有什么在前面等待我们？

人们对中国失业统计数据争论不休，官方与学者的数据相差甚大，我们不想纠缠于失业率这类数据，就业显然已经成为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让我们来探寻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人口：翻一番的GDP与增长10%的劳力

当前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人口太多，劳动力供大于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说：“无论采取哪一种可能的生育率假设来测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局面都是无法改变的”。他测算，“1995年的劳动力资源是8.2亿，2000年为8.6亿，2005年将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会保持在10亿以上”。具体到我国城镇，李培林认为，城镇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加严重，2000年我国城镇能提供就业机会为700—900万个，而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高达1100—1300万人。

然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以不变价格计，从1995年到2003年，我国GDP增长了91.7%。，按每年超过7%的速度，到2005年GDP应比1995年翻一番。按李培林提供的数字，从1995年到2005年，劳动力资源增长也就10%左右。撇开经济学家们高深的术语，经济无非是人民劳动以获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增长了十成，却无法为仅增长一成的劳力提供就业机会。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反。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奥肯定律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同。

而我们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为严格计划生育下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由此，人口数量绝非就业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另寻答案。

结构：荒唐的求知路

    于是，许多人将问题归咎于“结构性失业”。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所导致的失业”说白了，就是“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

为什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中国统计年鉴2005》）

图一：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上图为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百分比。产业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提示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应下降，而二、三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比重应上升。

而事实上，1996年以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并没有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反而下降了，下降的部分由第三产业吸收。（《中国统计年鉴2005》）

图二：三次产业在就业中的比重

这就是所谓“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

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开始改革开放时，60%的劳力以农为业。国家的工业化要求将农民转换为二、三产业就业者。60%的劳力面对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国民素质的根本改造：从单一的农夫变为成千上万种行业的专业人员。实现这种改造最基本措施的是义务教育。日本早就明白这一点，1886年，就规定普及四年义务教育，1905年又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六年。而我们直到1986年4月，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而立法后的整个90年代，教育经费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与国际接轨”的贵族学校。面向广大国民的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自己的义务，农民被孩子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失学、辍学之事不断见诸媒体。传媒只能将广大国民受教育的希望寄托“希望工程”上，而这“希望”靠的是募捐。国民整体素质的现代化事关民族存亡，而我们的教育系统对此麻木不仁，其基本目标事实上定位于培养“精英”。

前述《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求职时,超过60%的失业青年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文化水平低,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高达75%。

新华社济南5月2日报道的一个案例，尖锐地显示出因缺乏教育给青年们造成的荒唐悲剧：

翟瑞平，29岁，初中文化，到济南打工已有五六年，靠打零工勉强生活。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一些粗重体力活，挣钱很少，而且经常完工后讨不到工钱或被工头任意克扣。吃了这么多没文化的苦头，翟瑞平想通过培训机构学习一门技术，但大多学费昂贵，价钱便宜的又往往不正规。一次，翟偶尔看报纸，看到对监狱的正面宣传，再加上平时接触过有前科的民工，听说过在监狱里不愁吃不愁穿，还教给技术，于是，他抢劫了一名女被害人之后马上到公安机关自首，指望借此到监狱里学习技术，赖以谋生。

这就是所谓“结构性失业”，它无疑是就业问题的症结之一。

然而，仔细分析所谓的“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会发现，这两者不是对等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2003年，城镇劳动力供应总数为2896.3万人，而城镇劳动力配置总数为1595.5万人。供应超出需求81.5%。

湖北省人事厅主办春季首场大型人才招聘会，四百家用人单位提供了约七千八百个岗位。开幕当天即涌入超过一万名求职者，沈阳人才市场一次招聘会提供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而求职者多达数万。

这绝不是“结构性失业”能完全解释的，我们还要另找原因。

投资：为何拉不动就业？

投资，是经济学家们研究就业的重要视角。在百度上敲入“投资 就业”，能搜出“相关网页约489,000篇”。诸如：“美国风险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国家投资拉动旅游就业”、“启动民间投资解决就业难题”、“外国投资拉升法国就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未来投资应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国债投资创造就业岗位500万”、“115亿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等等。

谁都知道，就业岗位需要资本，投资会创造就业岗位。那我们的投资如何？从1991年到2003年，按不变价格计，全社会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433%。而同期人口增长仅11.6%，所谓“经济活动人口”仅增长15.1%。可见就业困境的根子不在总体投资不足。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相关性：

图三：就业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

    上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绘制。其中1990年的就业增长率付阙，原因是这一年的就业数据比前一年高出17%，远超出前后各年的增长率，在统计年鉴上又找不到解释。只能猜测，从1990年起，就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前后数据不可比。

从图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1990年以前，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与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大致同步，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两者明显正相关，相关性达0.758，这与一般经济理论相符。而1990年以后，两条曲线各走各的，相关系数为-0.393，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投资增长率上升带来就业增长率下降。整个这段时期，就业增长率远低于前期，最高为1.3%，而前期最低为1.83%。

数据提示我们：关注1990年以后的经济运行。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各种经济类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如下图：

图四：各类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

其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所占份额没有明显变化。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以后，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迅速下降和所谓“其他经济”的迅速上升。这吸引我们从这两个方向寻找问题的症结。

垄断：生产资料装备了谁？

1992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工业统计年报1988》的数据，我曾用Cob-Douglas生产函数比较过全国工业与乡镇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结果如下：

                     全国工业    乡镇企业

净产值增长率%          11.29        16.95

资本增加的贡献%        12.80         1.05

劳力增加的贡献%         3.79        14.09

生产率增加的贡献%      -5.30         1.81

资本贡献的比重%       113.34         6.20

劳力贡献的比重%        33.59        83.14

生产率贡献的比重%     -46.92        10.65

净产值/固定资产原值     0.406        1.383

职工人数/万元固定资产   1.366        7.457

当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全国工业”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那时叫“全民所有”企业）

分析表明国有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增加投资，而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靠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增加的作用。反之，在人们像印象中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乡镇企业，其生产率却有所提高。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率远高于国有工业。

值得注意的是，万元固定资产装备的职工人数，乡镇企业为7.5个，而国有企业为1.4个，乡镇企业是国有企业的5.5倍。

显然，当时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投资不足，也不是负担过重，而是管理不善。然而，90年代前期，从管理下手的改革遇到工业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于是转向“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MBO”，让工业官僚放手拿广大职工开刀，把大批劳动者推向社会。

图五：国有单位职工人数

图五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1996年以前，国有经济吸收的劳动力增长有限。1996年以后，国有经济“放水”，将大批职工推向社会。到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比1993年减少了36.6%！而同期，其工资总额却增长了32%。

请回忆图四，1996年以前，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份额为绝对多数，1996年以后，国有经济所占份额也一直是各种经济类型中最高的。

国有经济到底控制了多少固定资产？

考虑到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只有2003年的1.6%，在估计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时，可以忽略1980年以前的投资，设前期固定资产存量每年折旧10%-20%，由此估计出2003年各类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中的份额如下：

可见“国有经济”拥有接近半数的固定资产存量，而这一年国有单位职工仅6876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74432万人）的9.2%。

上述图四中，“其他经济”的投资份额自1992年后急速增长，其曲线几乎与国有经济的曲线“互补”，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94，国有经济下降的份额，几乎就是“其他经济”上升的份额。到2003年，它占社会固定资产存量的约1/4，仅次于“国有经济”。

德隆、科林格尔等案例告诉人们，这个随“国退民进”而爆发的集团是怎样聚敛社会财富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重头工作之一是：帮助他们剥离、安抚“下岗职工”。

由此，我们找到了就业问题的症结之二：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使其他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

需求：支付能力在那里？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资本，还需要“有效需求”，即你生产的东西要有人买。那“有效需求”来自何方？来自社会成员的收入。《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工资总额”一项，它指“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中国统计年鉴》揭示了工资总额在GDP总额中下降的明显趋势：

图六

或许会有人说，我国农民的收入，往往不统计在工资总额中，那我们来比较工资总额与二、三产业GDP的比例：

图七

它表现出更为一贯的下降趋势。

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有效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总额，而GDP则表征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以GDP为标度，比较固定资产投资与工资总额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何为“有效需求不足”。

图八

我们看到，过去20多年，固定资产投资/GDP高速增加，意味着产能高速增加；而工资总额/GDP则持续下降，意味着有效需求持续下降。供需双方一增一减，平衡被打破，社会生产能力远超出有效需求。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以降低劳动者的收益份额为代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此同时，以前不花钱或花钱较少的住房、教育、医疗领域，在这二十多年内先后“改革”，都变成需要劳动者大笔支付的事项。更为严峻的是，这三个领域的供应都控制在行政垄断与大资本结合的集团手中，这个集团有极为强烈的聚敛冲动，普通百姓对他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百姓只能捏紧钱包，“有效需求”也就成了稀缺资源。

当然，“有效需求”还有另外的来源：资本利得或公款消费。

我们先来看一下财政收入：

图九

1995年以前，财政收入的份额是下降的，从31.4%降到了10.67%，但1995年以后，开始增长。到2003年升到17.9%。

扣除劳动所得和财政收入，剩下的就是资本所得：

图十

由此，我们看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一片“内需不足”声中，昂贵的高档奢侈品出人意料的畅销，为何公款消费如火如荼。

来自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约占全球销售额的12%，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新财富》通过对9家奢侈品品牌及品牌代理商的采访与调研发现，这些奢侈品品牌近两三年在中国市场的增长率都保持在80%以上，远远高于他们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10%左右的增长率。因此预计，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新财富：《全球奢侈品齐赴“中国盛宴”》）

还记得几年前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吗：《谁动了我的奶酪》？老板们热衷于把它送给即将失去职位的员工。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回答到底是谁动了奶酪？而是教导员工不停地奔忙，去寻找新的奶酪，还暗示人们只要去找，就能找到更大更香的奶酪。

然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奶酪正是被送书的先生们偷走了。在这场奶酪争夺战中，第一获益者是资本，第二获益者是财政，而劳动者是彻底的输家。在这样的游戏格局下，劳动者无论如何奔忙，其结果都是注定的。

不过，这场游戏中的赢家也无法真正高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不散的“盛宴”。奢侈性消费昌盛历来是王朝末期的信号，因为奢侈性消费品毕竟只涉及很小的一个生产领域，富豪们毕竟不能靠赚自己的钱实现“可持续发展”。况且，当多数社会成员被置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时，会发生些什么，史有明鉴。

反思：直面症结

就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市场、资本和能力。我们看到，造成目前就业危机的症结恰恰在这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国民生产的分配失衡，作为社会成员多数的劳动者，所占份额下降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致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能力明显萎缩；

其次，资本的高度集中，少数社会成员集中了多数社会资本，在那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业所必须的资本；

第三，在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社会教育系统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上亿的农夫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一直忽视这个事关民族存亡的根本任务，以致众多国民在工商文明中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

将就业困境解释为劳力市场信息不畅，显然尚未触及皮毛。将就业困境解释为人口过多，显然是在掩盖问题。将就业困境解释为资源不足，同样难于自圆其说，资源不足首先制约生产，然后连带制约就业，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比劳动力增长速度高一个数量级。至于理论家们深奥的“机器替代劳力”学说，不过是为资本拥有者辩护的理论，机器是人生产的，让人被机器逼进死胡同，这样的理论家不是思想懒汉，就是别有用心。

然而，前边列出的三个症结，不过是浅层观察的发现，造成这三个症结的根源何在，如果不解决会导致什么后果，又应如何解决它们，这是理论家们的任务。

思考这些问题，需要有对社会全局的责任感，而不是高举“经济学不讲道德”的大旗，为某个强势集团辩护；需要直面事实、直面逻辑的学术勇气，而不是躲在某个显赫的学派之后，玩弄生僻无聊的术语。相信我中华民族十三亿国民中，一定有这样的思想家，我们期待着。

《科学时报》 2005年9月1日 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