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发声方面，为什么教育学者不如非教育学者？

基湘

   今天又看到新闻了，是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老师说的。她说：

  “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这种有关教育的新闻已经不少了。有人分析过影响社会最大的一些教育论著和教育人物，发现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家丁学良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两位教授均颇为引人注目。与资老师一样，他们讲的故事与道理都非常好，教育学界的诸位“长江学者”或“百篇优博论文”获得者及其导师或许都比不上。

   往前推演一下。二三十年来，学界谈论大学建设，言多蔡炎培、梅贻琦，但他们主要不是教育学者，而是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者与教育学者差异极大，正如政治家与政治学者完全是两个概念一样。如此说来，编辑定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并不准确，更为准确的是《梅贻琦教育管理论著选》。不过这样改编者是不会同意的（笼统言之，教育管理学属于中间学科，可以纳入管理学，也可以纳入教育学），尽管后者或许更为接近真理。

   再思之，教育学者以为类似“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这类问题是自身专业研究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们都不是——与其说这些问题是教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政治学问题，即教育的政治-政策学问题（是建国以来“重点大学”建设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延续而已）。所以在貌似教育学的领域，教育学者并没有特殊的专业话语权就可以理解了，否则教育学者研究来研究去还不如其他专业人士，那不气死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