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生命是很容易适应的。这不仅意味着它可以逐渐学会和一种环境融为一体，还意味着它能够记住这种环境所需要的特征，从而在今后持续地表达这些特征。因此，生命融入一个环境需要时间，生命离开一个环境，同样也需要时间。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领悟，其实还有比进化论更为广泛的启迪。

   比如，在秋季天气逐渐转冷的时候，适应了整个夏天暑热天气的人们，需要把体表的血液循环逐渐减少，以便在冬季的严寒中仍然能保持体温。而到了春天，人们则需要相反的过程，逐渐增加体表的血液循环，以便适应夏天散热的需要。这两个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身体去感受环境的温度变化，以便启动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

   所以，中国古话就有“春捂秋冻”之说。春天把自己捂得严严的，不要轻易减装。这样可以让身体更多地感受气温升高、内部热量蓄积的状况，促进散热调节的完成。而秋天则不要增添衣物太早。这样可以让身体去感受环境温度的下降，从而加快关闭体表微循环的调节进度，提高对低温环境的适应性。

   当然，这些都是生活在温带的中华民族祖先们的观察和总结。如果生活在北极圈附近，或者在赤道附近的居民，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这些话，而是以其他的方式应用这条原则。“春捂秋冻”的核心，其实是在环境发生持续性改变时，要适当地让身体去感受这些改变，以加速它的适应过程。如果一直生活在高度保护起来的恒定环境中，身体就不会充分地做适应性调节，其结果其实是适应能力的下降。在严苛的环境变化面前，适应不足的身体就容易产生疾病。

   温度只是环境改变的一个例子。实际上，所有的内外环境改变，都需要生命的适应。比如人口密度。习惯了在中国大城市的热闹环境中生活的人，一旦进入安静的美国小镇，就会觉得自己被“洋插队”了；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活久了的人，进入城市就会被所谓的“人味”熏晕。再如，每餐以肉食为主的人，会坚持认为“食不可无肉”，吃素菜会觉得索然无味；而素食主义者则相反，一旦闻到菜中有肉就会觉得臭不可闻。生命其实需要定期改变一下环境，这样才能保持调节和适应能力。

   所以，我们总是以为，生命只能生活在某种条件范围内。甚至还因此规定了所谓“宜居带”，认为只有处在这个范围内的行星上，才可能有生命。实际上，这个所谓“宜居带”，只是给那些过惯了地球生活，而且对适应能力缺乏锻炼的生命所习惯了的条件。如果真的发生了逐渐的、永久性的环境改变，生命肯定可以找到新的办法生存于其中。

   所以。谁说太阳老了地球一定要毁灭？或许在太阳膨胀之际，地球上的高级生命就会找到办法，把地球推出环太阳轨道，漂流到某个年轻稳定的恒星附近，给自己找个新太阳。

   生生不息。生，才是永恒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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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无终

   我的朝圣之旅差不多要结束了。行程表上还剩下最后一页：广州。杨司机送我们到韶关上了一辆大巴，三小时后，我和丹妮艾拉已身在人声鼎沸的广州汽车客运站。车站外，汹涌的车流和人潮就如随时会吞噬一切的洪水。我们抓住机会上了一辆出租车，夺路而逃。

   出租车往南开去，不多时来到沙面。那原是珠江水道中冲积出的一片沙洲，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法国将它强占去，做了两国在广州的租界。他们在沙面修堤筑坝，大兴土木，建成一座公共设施齐备的人工岛，岛上领事馆、教堂、商行、医院、银行、酒店一应俱全。沙面遂成了殖民地官员和商人们在广州停留期间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岛上仍然保留着几十幢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座还被改造成了旅馆。我在小岛南端的沙面宾馆下了车，丹妮艾拉的目的地则是珠江对岸中山大学的青年旅舍——毫无疑问，青年旅舍比殖民地风格的旅馆更符合她的无产阶级品位。分手之前，我们约好了第二天早上碰头的地点：华林寺。那是达摩祖师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走进旅馆大堂的一瞬间，我闻到了胶水的味道。酒店正在重新装修，虽然还在营业，可谁愿意忍受装修的噪音和气味呢。我转身出来，才发现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白天鹅宾馆。尽管我从未来过沙面，但白天鹅的大名早有耳闻：它是广州最早开业的豪华酒店，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合资经营的酒店，其合资方来自香港，市场定位则完全针对国外旅行团。酒店周围进出的大巴上，人行道的树阴下面，路旁的酒馆和纪念品商店里，到处是成群结队、体形壮硕的西方人。要不是看见他们，我都快忘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块头有多大了。走在他们身边，感觉就像是在和一群海豹一块儿游泳。

   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在中国内陆的乡下混迹了一个多月，现在我需要找个不那么喧嚣的地方慢慢适应广州（多亏沙面宾馆在装修）。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转到相对安静的沙面岛北端，住进了胜利宾馆。宾馆老楼的房间价格颇为公道，二百八十块一晚。宾馆隔壁就是一间专卖洋酒的商店。纯麦威士忌太奢侈了，但一瓶波尔图酒只要一百一十块。今夜，伴我入眠的不再是禅院的钟声与课诵，而是红宝石色的酒浆和久违了的热水浴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