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長期鑽研禁書問題，收藏禁書及批判查禁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致關心這議題的朋友，大多都知道我的筆名「史為鑑」，每當有關這方面的討 論或展示，朋友們很直覺地就會想到找我，而二二八紀念館、國家人權委員會、中正紀念堂等政府機構，三次有關禁書問題和言論自由的特展，都會輾轉來向我借去數十年的珍藏。而我的筆名「史為鑑」，竟然也與禁書畫上等號，比本尊還要出名，不久前還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在討論，史為鑑是不是石文傑？甚至還有人在網拍拙著《禁》(1981年台北四季出版社)，因此似乎應該公開我如何走上研究禁書這條路的始末因果。  

　記得初中時，因英文老師陳智賢的教導，讓我學會音標，學會自己查字典，學會自己念生字，也講一口標準的英語 。因為他喜歡透過郵購買很多書，每次去找他，就在他書房翻箱倒櫃，他也不以為意，因此我才接觸到李敖、柏楊、王尚義、陸嘯釗、李聲庭等知名作家，也學會了向台北出版社索取圖書目錄，利用郵政劃撥郵購書刊雜誌。記得當時文星書店最火紅，詎料所購買的書籍竟常常遭到查禁，出版社還寄來了「圖書目錄」告訴你哪些書被查禁了，無法寄達，問你要退錢或改買其他書籍？

　基於好奇心，於是到附近鄉鎮的大小書局，尋找漏網之魚，往往大有斬獲，每次都如獲至寶，倍加珍惜。當然我們也透過陳老師的引介，認識專門出版英文書籍的虹橋書店，買到不少學習英語的書，如《英語九百句型》等，也知道Chomesky這位語言學大師。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查禁書刊、查禁制度和相關的法規，只是始終不明白這些書為何被查禁？

　因為去買文星叢刊和集刊，我還買了《文星雜誌》，記得還買到遭查禁的一期（90期），簡直樂歪了，視為珍寶。不久書店老闆告訴我，該雜誌再也買不到了，因為被新聞局「勒令停刊」了，自此我才又知道「停刊」這一回事，而警備總部、新聞局，也深深刻畫在我的腦海深處。

　後來我考上台中一中，這是中部地區的重點高中，人文薈萃，學校附近的公園路有幾家舊書攤，兜售《自由中國》半月刊、《文星雜誌》、《人間世》、《厚黑學》、《性史》等禁書，我和同學段鍾潭、程萬春、趙國慶、唐中南等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諍社，分頭蒐購全套的《文星雜誌》，後來他們都去念自然組，就把全套雜誌交予我保管，至於《自由中國》雖不夠齊全，但也差不多。台中一中的圖書館有豐富的收藏，李敖、柏楊等人的禁書亦多齊備，我們輪流閱讀，幾乎把圖書館的禁書讀遍了。只是不知這些珍藏還保存完好否？以及學弟們是否還有此雅興－閉門讀禁書，不亦快哉？  

　高二時，經服務於台中一中訓導處的李媽媽－李敖的母親張桂貞─的安排，我們在李敖的家－太平路宿舍，與李敖談了兩小時，對李敖風度翩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印象十分深刻，李敖頓時成為我們的偶像。我下定決心要當李敖的學弟，考上台大歷史系，這個願望後來終於實現，幾年後李敖在所著的《李敖回憶錄》中，曾兩度提及我倆的交情。

到台北念大學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如願以償後，我悠遊於台大的自由學風和豐富的圖書館珍藏，課餘徜徉於牯嶺街、廈門街舊書肆，終日沉澱於知識殿堂，知性、理性又感性，好不快活。

　大二時擔任班代表的我，為服務同學，翻印了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出版），因為該書對於歷史研究具有入門功能，為歷史學者所喜愛。詎料竟遭到警總約談，因顧頡剛是「陷匪學人」，依照《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其著作列入《查禁圖書目錄》。所幸班上一位田姓女同學幫忙， 才有驚無險、化險為夷，還受到警總官員的禮遇，因他父親是警總副司令田樹樟。從警總平安回來，讓很多同學鬆了一口氣，我也受贈一本《查禁圖書目錄》，如獲至寶，從此按圖索驥，到處蒐集禁書，才使我禁書一牛車。

　當時台灣盛行翻印大陸時期的禁書，以及近幾年大陸學者的學術著作，如明倫出版社、樂天出版社、泰順書局等，一時洛陽紙貴，讀書人書架上若沒有幾本禁書，似乎趕不上潮流。我幫他們自舊書攤、圖書館找書，給他們影印再版，賺取3、5本贈書。我也在宿舍大量批書，轉賣給師生，竟然連生活費也有了著落，而我也被戲謔為「石買辦」、「石老闆」。

　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我應高中時英文老師林柏榕校長邀約，到台中一家私立高中擔任國文老師，這對茫茫不知所向的我，的確有安身立命之感，一年之後，結婚生子，在中部定居。課餘我開始注意正蓬勃茁壯的黨外運動，因距離省議會很近，因此結識了黨外人士如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蘇治芬、紀萬生等人，我開始蒐集黨外書刊與政論雜誌，以及各種文宣資料，我也認識了吳哲朗、陳婉真、賴茂洲、陳博文等黨外人士，當時吳、陳利用張俊宏的議會會館，編印一份地下報－《潮流報》，我往往能先睹為快，有了最完整的收藏，30年後我把其中部分收藏送給施明德辦公室，曾得到巨大的迴響。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這些朋友紛紛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逮捕，鋃鐺入獄。情治單位特地到我任教學校的校長室逼供，但因我確實並未前往高雄，加上一個文弱書生，豈能動粗？最後才簽下切結書，暫時放過。在審問的過程中，情治人員一再追問流傳於坊間的兩本書－《明代特務政治》（吳晗著）、《人權論集》（胡適、羅隆基等著）是何人所印？是否為我所提供？（事實上是我拿給陳博文印的），3個月後，為了搜查黃天福發行的《鐘鼓樓》雜誌，我家還遭到軍警人員荷槍實彈，在三更半夜進行搜查，把全家人整得驚駭萬分，不知所措。

　課餘我喜歡在黨外雜誌舞文弄墨，其中以探討言論自由和書禁制度者為多，也因此認識了司馬文武、康寧祥、李筱峰、史非非（范巽綠）、劉守成、吳福成諸好友。1981年2月台北四季出版社要我把所寫文章和相關文章集結出書，出版《禁》一書，總結與清算國民黨當局數十年實施戒嚴，戕害、壓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罪狀，據說警總對於是否查禁《禁》一書，傷透腦筋，數次開會討論都沒有結果，畢竟《禁》被禁可是一場大笑話。而「史為鑑」作為筆名，則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由於過去用盡金庸小說的人物作筆名，到最後連自己都弄不清楚，內人因此以音義相近，加以所學是歷史，給取了「史為鑑」一名，從此「史為鑑」為大家所熟知，反而本尊被忽略了。

　後來我每年都撰寫一篇「年度禁書報告」，讓警總恨得心癢癢的，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最後一篇還登在美國《台灣與世界》休刊號，其中有兩篇文章後來蒙國史館的青睞，收進該所出版的叢書中，讓我備感榮幸。直到後來因為投入教師人權運動及教育改革行列，我才結束與禁書的不解之緣，近年還有3個單位向我借了珍藏，拿去展示。

　如今時空環境大大改變，禁書已成過眼雲煙，年輕一代不易體會當年與禁書官捉迷藏，鬥智、鬥法、鬥耐力為言論自由而拚搏，多次與牢獄擦身而過，那種辛酸血淚、驚心動魄，有驚無險，每當回想起來，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石文傑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