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18日，我参加了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会议组织的很好，井井有条，会议的水平不错，让人大有收获。但是从这样优秀的会议，我却体验出一份苦辛，感到中国政策科学科研的问题及一般科研的文化问题。

         18日上午我有另外的会，没有去。下午看上午会议的发言者，是有关部门的官员。下午，这些官员却不见人影了。它的好处是让我这个迟到者可以在前面找个座位。可是接下来我想，为什么所有官员报告人不坚持听完会议呢，至少听听主要发言，这样他们才能直接了解科研成果，把握问题关键呀。当然他们可能有别的事，很忙。但是应该清楚一个原则，涉及具体科学的领导，不要只喜欢到大会讲话，应该把参加会议作为工作事件纳入工作计划，倾听一些学术观点。

        18日下午的发言的南非人和19日上午发言的印度人，他们都提出他们国家计划把自己的碳排放高峰控制在2025年左右，这对无疑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这时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确中国的碳排放高峰问题。其实这倒不完全是政府禁止，而是所谓研究低碳发展的学者太多的是说空话的，他们喜欢言之无物地顺着中央的报告跑，在关键问题上，没有本事作出科学判断。中国学者中，有不少高水平，但是混入了太多的这种吃政治饭假大空学者。科学决策，特别是涉及国际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玩假大空的，不然别人就看不起你这个国家，围堵你。

    其实，关于中国合适的碳高峰时间，我们课题组做过模拟研究，从最优决策看，最好在2030年。我让吴静、朱永彬分别用两种方法计算过，如果要把中国碳排放高峰提前到2025年，即2026年就实现总量下降，非得提高能源技术进步率到每年6%不可，而这样做意味着需要大量资金注入，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可能偏离平稳轨道。会上南非也提出没有国际资金注入，他们不能在2025年左右达到高峰。我想，中国一定有其他学者研究过这个碳高峰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公开争论呢？这就是中国科研的另一个问题，我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设立了许多界线不清的禁区，实际上是自己吓唬自己。美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观点，国家决策可以参考各种观点，我能也不能用某一观点强求他们。我们不公开讨论，百家争鸣，结果只有美国人研究的观点流行，导致我们只能“就范”。不就范，又说不出自己的科学方案，就会让人指责“绑架会议”。

        19日下午，有两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发言，讲了他们的规划，做了许多工作。可惜规划里有太多的套话，却回避了具体的指标。还有的概念是错的，比如某省提出通过提高煤的燃烧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际上二氧化碳排放只与化学过程有关。燃烧不充分，二氧化碳没有排出来。还有另外一个省，提出了比较高的指标，实际上很可能严重限制自己的发展。当然前面那个省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关键问题。这就反映了中国政策科学科研的另外一个问题，被口号套住，没有具体的数值目标，规划面面俱到，流于形式。

    会上我的两个学生刘、谢问了问题。谢的问题是关于碳税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回答的人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他不吱声了。会后他说这是一本碳经济理论书提出的。我问为什么不说出来源？他答有些害怕权威不敢。刘的问题是关于报告人概念错误的提示，她实际上质疑对方，问得不得要领。会后，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提出，她觉得怕得罪人。缺乏学术争论的平等气氛和带有私人感情。这不仅是文化的，也有官僚主义带来的恐惧。

    在会议中，我得知这个会议16日就召开，会议官方宣布了一串碳减排规划数据。关于这串数据，我的课题组上半年就得到结果，后来我所副所长王毅同志提供给了发改委，中科院也上报了中央。我不知道会议官方宣布的数据是不是我们的，无论如何我们给你们提高了研究成果，应该让我们知晓，参与讨论，海纳百川，这样才能科学决策。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科学家被屏蔽了。种种原因，有可能就一个原因，拉关系，不让第一线科学家参与核心科学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科研的另外一个问题。

    对了，会议上有个长着中国人模样，普通话讲得很好的UNDP女官员，问了有个国际河流的问题，报告者紧张起来，似乎不知道怎么办？由于关系国家利益，我回答了。在国际会议上，害怕国际机构的官员，把他们当成上级领导，不敢争辩，也是中国官僚主义科研文化的并发症。

    所有这些，可以说是文化，是官僚主义科研制度带来的科研文化，他们不仅存在于政策科学领域，你同意吗？我相信，不仅存在于中国，不是中国文化问题。

    应该承认，发改委能够召开学术会议讨论问题，已经是很好的事了。会议是个好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