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胜利

Plebs win!

按：这个故事献给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的庶民们......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

——欧仁·鲍狄埃 Eugène Edine Pottier《国际歌》Internationale，瞿秋白译

以神话肇始

愚蠢的凡夫，

妄图效仿

不自量力的普罗米修斯，

盗取宙斯的天火，

竟不惜生命的代价。

1752年6月15日，新大陆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费城（Philadelphia）。

清教徒（Puritan）、出版商、作家、外交家、政治家、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缔造者、因100美元纸币上的“人头”而被当今世界范围内三教九流所熟悉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里，像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牵着一条被雨水淋湿的风筝线，跌跌撞撞地在狂野中奔跑呼喊。

鄙夷、嘲讽、同情、怜悯……怀着不同的心境，围观者不约而同地在胸前划着十字，理解上的困难并不妨碍他们泛滥“天赋”的仁慈。

风筝在浓密的乌云间穿行，每一秒都浸透了死亡的威胁。

风雷激荡的瞬间，连接风筝的麻绳上松散的线彼此分开，直立起来……

这是带电的征兆！

兴奋的富兰克林声嘶力竭地欢呼。他分不清此刻心脏的剧烈震颤是激动还是触电所致，顾不得身体不由自主的痉挛带来的麻痹，疾速摩擦自己的指关节，然后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伸向了挂在绳子上的铜制钥匙……

电火花！

是电火花！

昙花一现的闪耀结束了窒息的瞬间。

所有的争论都可以平息了。浑身湿透的富兰克林在雨中张开双臂，在电闪雷鸣中享受胜利的快乐，然后在围观者茫然的注目礼中，心满意足地收工回家。

这位以无所畏惧的勇气著称的学者还不知道，他寄往英国皇家学会的信已经被汇编为《来自美利坚费城的电学实验与观测》（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Electricity, made at Philadelphia in America）；就在一个月前，法国人已经在这本小册子的指导下在一次御前表演中用12米高的铁棒完成了他的实验。

凭借降服闪电的功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盛名远播欧陆，高傲的欧洲学界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正如牛顿找到了苹果坠落与周天运转的共同原因，这“第一个美利坚人”（the first American）以美德与睿智揭示了天空中的雷电与实验室里的静电无可争议的统一性，以革命者的姿态毫不留情地夺下了上帝那隐藏于蒙昧无知背后的最后威权。

正电、负电、导体、电荷守恒定律（Conservation law of charge）……新的概念源源不断地充实物理学大厦的基座，盗取天火的富兰克林以希腊神话般的开局，书写了物理学又一个新的篇章……

英雄的墓志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Н. А. Островски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富兰克林并非仅以“电学先驱”的荣耀列位古今圣贤。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富兰克林的科学生涯不过区区10年，但英雄的传奇没有止步于物理学。这也许是物理学的遗憾，不过毫无疑问是全人类的幸福（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事情比物理学或者自然科学更能造福我们的世界）。启蒙的旗帜下，多了位来自新大陆的战士，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融入了那个时代“最壮丽的事业”——为神圣的民权而斗争。在他以及与志同道合的战友们手中，一个在启蒙光辉照耀下的新世界诞生于大西洋的彼端……

1790年 4月17日，84岁的富兰克林在费城家中安然辞世。这位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将军共享“美国国父”殊荣的老人，为后人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墓志铭：

The Body of 

这躯体

B. Franklin Printer,

本杰明·富兰克林 印刷工，

Like the Cover of an old Book,

像一本旧书的封面，

Its Contents torn out,

内容尽失，

And stript of its Lettering & Gilding, 

字迹模糊，镀金斑驳，

Lies here, Food for Worms. 

安眠于此，为虫豸餐饭。

But the Work shall not be lost,

但他的辛劳不会消失，

For it will, as he believ'd,

一如所愿，

appear once more,

再次出现，

In a new and more perfect Edition,

以更完美的新版本，

Corrected and Amended

修订且补偿

By the Author.

于作者手中。

“印刷工”——逝者留给自己的最后头衔……

印刷工

1812年岁末，大雪初霁后的伦敦异常寒冷。

温暖的炉火旁，大病初愈的皇家学会秘书

汉弗莱·戴维爵士 Sir Humphrey Davy (1778~1829)

正悠闲地品着下午茶。就在这一年的4月，这个木器雕刻匠的儿子成为了继牛顿之后第二位凭借卓越贡献晋阶爵士的自然科学家。今天，任何一张排列得密密麻麻的元素周期表上，钠（Na）、钾（K）、钙（Ca）、镁（Mg）、钡（Ba）、锶（Sr）、硼（B）都在默默地述说绝世奇才的赫赫声名：不到一年时间内连续发现7种元素（还包括由其确立元素地位的氯Cl与碘I），这是至今无人敢望其项背的传奇纪录。

少年得志的学者获得了上天太多的眷顾，现在上帝再次把一个伟大的发现悄悄送到他的门前……

百无聊赖的戴维注意到桌上放着的一本“书”——精巧的装帧、工整的字迹、精美的插图……他不曾想象：这冰冷的世界还存在这样的有心人，把自己关于自然哲学（化学）的公开演讲笔记悉心整理，装订成册。学者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一群人，对他们最大的褒奖不过就是对其所治之学的推崇。自成名以来，戴维已经收到过无数狂热追随者（“粉丝”Fans？）各式各样的礼物。在空洞的吹捧与肉麻的奉承包围中，他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但当他用手摩挲着“书”的封面时，仍分明感到心底的一丝暖流。

作为新晋爵爷，戴维还需要时间克服自己身上的“乡下”习气。爵士老爷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急忙唤来管家打听这300多页的“艺术品”的来源……

出现在戴维面前的是一位学徒期满的书店印刷工，

迈克尔·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这个出身寒门的小伙子身着一套不大合身的旧外套，贫苦的生活没有磨蚀掉源自心灵的淳朴本色，初见偶像的兴奋倒是令他略带腼腆。

是一个青年印刷工的精湛业务技能打动了实验派的科学家，还是木匠的儿子与铁匠的儿子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近感？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法拉第最终如愿以偿，作为戴维爵士的秘书进入了皇家研究院（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担任化学实验助手。

1813年10月，戴维结束了自己在皇家研究院的任期，携新婚妻子出访欧洲大陆，年轻的法拉第亦获准随行。对法拉第而言，戴维漫长的巡回考察是一次“痛并快乐”的难忘经历：在戴维那里，他是秘书与科学助手，全程参加戴维与欧洲大陆最优秀学者的交流切磋，有幸近距离感受19世纪初自然哲学的“巅峰对决”；但在以尖酸刻薄闻名的戴维夫人那里，他不过是个拎包的男仆，既没有与主人同乘马车的权利，也没有与主人共进餐点的资格……

恩怨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韩愈 《师说》

汉弗莱·戴维年轻时曾与名动一时的“湖畔派”（Lake Poets）过从甚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与骚塞（Robert Southey）皆是其座上宾朋。这样的特殊经历赋予了戴维自称诗人的资本。但时间最终揭去了虚伪的面纱，从来没有什么天真浪漫，汉弗莱·戴维的骨子里不过是个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可以为“自己的科学”不择手段的人……

电与磁的相互作用，这个时代最时髦的课题。从丹麦到法兰西，从俄罗斯到英格兰，无数优秀学者投身其间，展开了一场追逐真理的竞赛。历史好像又一次回到了100多年前，惠更斯、胡克、哈雷、牛顿在宇宙庙堂前的“厮杀”历历在目。今天“牛顿第二”的桂冠刺激着每一位雄心勃勃的物理学家，以至于大家都没注意到“诅咒”的再次降临——

皇家学会主席，爵士，小人！

悲剧的开端是戴维爵士的愤怒，他的愤怒源自他的无能为力。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们相信，一个人的智慧会随着爵位与权势的增长而提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在统计的意义上，二者往往呈现反相关关系。所以，在炙手可热的“电与磁”面前，如日中天的戴维爵士失去了上帝的眷顾。但毕竟自己还可以到上流社交圈子里去寻求安慰，自命不凡的戴维最终接受了失败的现实，直到一个足以让他丧失理智的消息不期而至。

1821年，而立之年的法拉第犯了一个如今绝大部分研究生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低级错误”：擅自闯入导师的学术“自留地”！皇家研究院的8年岁月匆匆逝去，在实验室助手岗位上原地踏步的法拉第依旧不改自己的淳朴本色，但他没有意识到，如今贵为皇家学会主席的老师戴维爵士已经从积极进取的开拓者蜕变为顽固狡猾的“老地主”。

法拉第的“轻率”直接促成了“诅咒”的应验：“老地主”躲在暗处为将法拉第引入“自留地”的“愚蠢行径”懊悔不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皇家学会主席汉弗莱·戴维爵士不惜“铤而走险”作小人！

对此还一无所知的法拉第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电与磁相互作用的研究，他只知道一个简单的逻辑：戴维与另一位知名学者威廉·海德·沃拉斯顿（William Hyde Wollaston）都在此折戟沉沙，所以我一定要攻克这个难题。却不知道这个“前提条件”隐含的重重杀机……

几个月后，天真的法拉第骄傲地带着自己革命性的阶段成果——世界上第一台直流电电动机（DC Electromotor）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他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可怕的名誉漩涡——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只有直指人格与尊严的质疑！

剽窃，无耻的剽窃！

法拉第在痛苦中领教了“高贵者”的逻辑：卑贱等于愚蠢，所以区区一个实验室助手怎么可能做出如此重要的成果？当所有“可能的”情况被排除后，结论只有一个——这是对沃拉斯顿教授研究的剽窃！

在一片咒骂声中，法拉第找到了沃拉斯顿，邀请他到实验室检验自己的成果。幸运的是，这位由救死扶伤的医生转行的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承认了法拉第工作的独创性，并以前辈学者身份对这个无助的年轻人给予了祝贺与鼓励。对法拉第而言，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更坚定了自己终结流言的信心。

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法拉第，来到了自己的老师门前——事实“雄辩地”证明，这一愚蠢的举动可以与当年伽利略写信给教廷与莱布尼兹向皇家学会申辩并驾齐驱。法拉第相信，现在只要身为皇家学会主席的戴维爵士仗义执言，自可弭谤于士林。然而，后面的情节完全超出了法拉第的理解能力，他等来的只是沉默，可怕的沉默……

嫉妒的种子已经发芽，诅咒！

1823年，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的第10个年头。出于种种原因，他依旧在坚守在实验室助手的岗位上，领着微薄的薪水继续他的科学生涯，但同时他已获得法兰西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祖国的实验室助手与外国的科学院院士，这科学史上最不搭调的组合最终激怒了一些人。沃拉斯顿，这位曾经拒绝与戴维争夺皇家学会主席宝座的古怪学者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他的领衔签名的鼓动下，29名皇家学会会员联名提议法拉第作为皇家学会会员候选人。

出于一种值得玩味的动机，沃拉斯顿等人的行动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一直躲在暗处的小人终于公开亮相，一再忍让的法拉第不可避免地要和自己的老师公开交锋。

这一年3月，戴维爵士公开发表言论，以他早年在自然科学讲座中展现过的高明口才（这也是法拉第崇拜戴维的原因之一，并终生仿效）含沙射影，极尽指桑骂槐之能事，致使“剽窃”的流言再度甚嚣尘上。

紧接着，戴维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无礼举动：他怒气冲冲地直奔多年未踏足的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以皇家学会主席的身份厉声斥责法拉第，要求他放弃参加竞选。

小人彻底的疯狂最终激起了君子有节制的愤怒。一贯顺从的法拉第第一次向自己的老师说“不”。这一天，路过实验室的学者都看到了不可理喻的一幕：卑微的实验室助手面无表情地进行自己的实验，位高权重的皇家学会主席正在一旁声嘶力竭地咆哮……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 《孟子·公孙丑下》

1824年1月8日，眼看大势已去的孤家寡人做出了最后一个耐人寻味举动——以24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皇家学会会员法拉第收获了唯一一张反对票。支持者们的欢呼声萦绕整个会场，他们把这次选举视为正义的胜利，一个又一个名满学界的前辈争相前来与法拉第握手致贺，纷纷留下“后生可畏”的感慨……而此时的法拉第，心中五味杂陈，他下意识地抬眼望向高高在上的主席台——那个引领自己进入科学殿堂的恩人，痴呆般坐在华贵的主席宝座上，孤独，茫然，面无血色……

突然，失魂落魄的戴维扭头转向了人群簇拥中的法拉第。那一刻，师徒目光交汇，从此恩断义绝……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曾子 《论语·泰伯》

每一段恩怨是非都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只有死亡来平抚爱恨情仇……

1829年5月29日，瑞士日内瓦。

病床上，汉弗莱·戴维爵士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日薄西山的学者发声困难，只有靠守在床前的友人一边提问一边记录遗言：

汉弗莱·戴维，你一生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

提问：是钠、钾、钙、镁、钡、锶、硼？——戴维摇了摇头。

提问：是首创电化学（Electrochemisty）？——戴维还是摇头。

提问：是发明拯救千万生命的安全矿灯？——戴维痛苦地闭上眼睛，死神已经逼近……

提问：是……

是一个人！

戴维猛然睁开双眼，在胸前乱舞的手紧紧抓住友人的胳膊，用尽最后一口气：

是……一个人……一个人，法拉第！

锐利的德行

1935年11月23日，居里夫人（Madam Curie）悼念会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Roerich museum）举行，爱因斯坦受邀发表演讲，他指出（参见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一流任务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迈克尔·法拉第，纽因顿村（Newington）走出来的淳朴孩子，科学界的谦谦君子——这是我们熟悉的“法拉第”，就像大西洋彼端的富兰克林，作为历史上道德楷模的存在。除却了光鲜亮丽的科学活动，他们的一生极其平淡，但他们的德行，在今天却像晶莹剔透的钻石那样稀有罕见——在一群自命以揭示宇宙真理的人中间，终于有那么一两个，似乎达到了古往今来无数沉思者梦寐以求的宇宙德行，高尚而朴实，深邃而亲切。

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的富兰克林更多地继承了“理想国”的政治传统，而实验室里的法拉第更像是古希腊科学价值观的化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单纯的才智成就”会同那些上古希腊贤哲的智慧遗存一样，从围观者的好奇目光走进后代的教科书，从经典时代的里程碑走向没有尽头的遗忘。而我们常挂在口头的“道德品质”，也就是法拉第作为一个“庶民”的德行：在事业追求上的狂热与纯真；浮华时代里格格不入的清流节操；在群星闪耀的同行业界中鹤立鸡群的低调质朴，才是这个有血有肉的璞玉永远无法被漫长岁月磨蚀掉的棱角。

当然，对同一块璞玉而言，东西方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受儒家精神洗礼的东方人更讲求温润藏锋，而棱角突兀的锐利则是西方的品味。法拉第的德行恰好兼具了双重属性，在恩师面前的谦卑、与同辈交游的敦厚，善待后学的宽和就像儒生们念念不忘的古君子之风，而翻开他一生履历表，却又是一段当仁不让，不近人情的历史——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以外，法拉第所说的最多一个字是“不”！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中政府意欲请法拉第出山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气。法拉第说不——技术允许，但道德不允许！

1857年，心血来潮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意图效仿1706年牛顿封爵的盛举。法拉第说不——除了“以科学侍奉上帝”的理念以外，不需要再和伊萨克·牛顿有什么别的共同点。

功成名就的法拉第两次（1857、1860）被推选为皇家学会主席。法拉第说不——他知道牛顿，更记得戴维那张面无血色的脸！

一次精彩的科学演讲之后，女王为首的皇室以经久不息热烈掌声等待法拉第先生返场致谢。法拉第说不——他溜了，作为桑德曼教会（Sandemanians）长老，他有义务赶去为临终的老太太做最后的弥撒。

作为最后的荣耀，皇室为法拉第预留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地。法拉第说不——平民的儿子不必与“教皇”为邻，自己保留上天堂的路！

对实验室里的法拉第而言，说“不”是一种本能，但在更多的人看来却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他们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来自外界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乃至生存的压力，还有他们那一颗颗不纯洁的心灵。

只会说不的法拉第刺痛了政府、皇室、皇家学会，乃至所有不得不在道德天平上与之较量的同行。被拒绝的庸俗好意很难不酝酿成愤怒，但是他们无可奈何，因为这块顽石真正锐利的释放才刚刚开始，更出格的举动在后面——有一件牛顿、戴维本来可以却不愿完成的事——砍掉高贵者的科学特权。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 《论语·雍也》

很多年前，只上过几年小学的印刷工学徒在机缘巧合下走进了汉弗莱·戴维爵士的自然科学讲座，这个时代最了不起化学家的精彩演讲点燃了一个淳朴青年自我觉醒的火种。对听众席上那些雍容华贵的绝大多数而言，戴维先生高妙的口才表演只不过为百无聊赖的上流社交圈提供了新鲜话题。良好的贵族教养使得他们可以熟练并且应景地点头、拍手、欢呼，有条不紊地配合戴维的表演，即使他们完全不知所云。

角落里，一台满负荷的“印刷机”正在飞速运转，那正是年轻的法拉第，奋笔疾书，唯恐遗漏了一个标点……

1825年12月25日，皇家研究院第启动圣诞节科学讲座（Royal Institution Christmas Lectures）。没有身份门槛与高昂票价的限制，纯粹的科学吸引了伦敦各个阶层的听众，几个寒门子弟怀揣借来的铅笔头与笔记本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富丽堂皇的报告厅。免费科学讲座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即便陷在报告厅的人头攒动之中，他们也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直到那个衣着朴素的讲座报告人，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法拉第从容走上讲台……

180多年过去了，讲台上早已没有法拉第的身影，但他并没有离开，也许就在听众席上来而复去的年轻人中间……

笔记本

思想的外化实际上就是语言表达的过程，并且我们应当注意到：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妙只是一厢情愿，学者的沉思如欲刊行于世，就必须通过文字转化为实在的文本，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现代的学术表达规范建立以前，西方学者阐述思想的文本体例主要有：柏拉图的对话体、亚里士多德的散文体、欧几里德的原本体、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演讲体以及奥勒留的语录体。除了政论倾向明显的“西塞罗体”与自由宽泛的“奥勒留体”以外，对话、散文、原本都是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常用的表达方式，例如：伽利略、玻义耳等人的著作均以设计巧妙的对话见长，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包括后世的庞加莱）倾向散文体，而牛顿则明显对原本体例情有独钟。

对话体的特点在于巧妙的语言修辞，散文体的优越在于深邃思想的独白，而原本体例的美则源自数学或逻辑不可抗拒的力量。遗憾的是，这三点，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中度过一生的法拉第都不曾具备。这个纯朴得如同一张白纸的人能够跻身于古往今来思想之灵的行列，只是因为他留下汗牛充栋的实验笔记本——“法拉第的笔记体”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表达体例，承载了丰富多彩的物理学扎根于实验室第一线的最鲜活的侧面。

这些法拉第留下的一笔一划，历经岁月淘洗，反而愈见亲切。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故作高深，甚至没有物理世界无所不在的幽灵——数学，在几乎不加雕饰的字里行间，我们体察到一个孜孜不倦的科学心灵：他的苦闷、欣喜、焦虑与哀伤，飘然而至的灵光一闪、辗转反侧的苦索愁肠，电磁学的一丝一缕、实验室的点点滴滴……

最后一个“苹果”

19世纪的物理学，牛顿纪元第二个100年。

在先知曾经流连的沙滩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俯身拾取珍贝，期待那个象征荣耀的苹果……最终，这些“数理骑士”纷纷堕入教皇的宿命——永世循环的因果轮回。对宇宙起源的无限追溯使他们陷入了绝望，绝望的数学家渴望上帝的慰藉。

就在“数理精神”在自身不可动摇的逻辑链中走向枯竭的时候，来自剑桥大学的博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乘坐的“小猎犬号”（Beagle）皇家海军军舰驶向了浩瀚的真理海洋……在理性、情感、信仰的风浪颠簸中，筋疲力尽的博物学家捅了上帝最后一刀。

当然，并非所有博物学家都是以革命者的形象投入这个时代。包括“上帝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达尔文，他的平和远胜于他的激进，终生都在僻静的庄园里寻求宁静，就像实验室里的法拉第，一个“数理军团”的弃徒，在远离尘嚣的角落，在他堆叠如山的笔记本里，构筑独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哲学”……

1831年，临死前的上帝把最后一个“苹果”抛给了冥思苦想中的迈克尔·法拉第。

距“小猎犬号”起航还有一个月。11月24日，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法拉第在皇家学会正式宣读了四篇跨时代的“论文”，这四篇文章来自实验笔记汇编而成的《电学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第一辑。

站在象征最高学术的皇家学会讲坛上，法拉第用精心锤炼的演讲术向听众们热情地介绍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发现。牛顿力学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问世近150年之后，又一个经典物理定律“英国造”（Made in Britain）震撼出炉——

变化的“磁”激发出线圈中的电流，这种感应电流（induced current）的大小与“磁”随时间的变化率存在着正比关系……

以法拉第命名的“电磁感应定律”（Law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为在法国人、德国人面前抬不起头近两个世纪的英国绅士们找回了全部的自信，在“牛顿的光环”与“莱布尼兹的诅咒”中裹足不前的不列颠科学最终回到了时代风潮的最前沿。

法拉第极力克制自己的措辞，他希望听众们在通俗易懂且不失亲切的语言中感受到这个伟大发现的壮美，以及自己难以言表的喜悦。但是“神迹”初降的时刻，依然会有人无动于衷。

亲爱的法拉第先生，您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一位贵妇的提问终止了法拉第的兴奋。我们不知道她的动机，但她的问题最终凝聚成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久久地徘徊在物理学的上空。

沉思片刻后，法拉第平静地回复：

尊贵的夫人，您能告诉我一个初生的“婴儿”将来会有什么用吗？

这个“婴儿”——“磁生电”的到来，比它的孪生兄长——“电生磁”整整晚了10年。所幸，它的降世没有像它的“哥哥”一样给“父亲”带来无休止的诽谤与流言，却预示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又一次跨越——

蒸汽机可以安然退入历史，“电气时代”（the age of electricity）即将来临！

十年磨一剑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贾岛 《剑客》

从1821到1831，法拉第走过了10年。在10年中，他的兴趣遍及化学、冶金、光学诸多方面，但始终没有停止电与磁的哲学思考。

几乎同一时期，接下伊曼努尔·康德接力棒的德意志古典哲学巨匠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

正忙着向世人传播自己关于自然界统一性的信念。

谢林的思想对法拉第“实验室哲学”的形成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电流磁效应的发现者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一样，法拉第坚信：自然界缤纷多彩的声、光、热、电、磁现象是统一的，都是一个本体存在所显现的不同侧面。富兰克林已经以他的勇气向世人揭示天上的闪电与实验室里的静电本无分别，而当法拉第知道奥斯特偶然发现（电流可以使小磁针偏转）的那一刻，“反其道而行之”的念头已在心里酝酿——这无疑是走向“电磁一统”的唯一途径。

这一强大的信念驱动法拉第在电池、磁铁、线圈中寻求自然的真相……甚至在大功告成之后，意犹未尽的他还不满足：

有一个古老而不可改变的的信念,即自然界的一切力都彼此有关,有共同的起源,或者是同一基本力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信念常常使我想到在实验上证明重力和电力之间的**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思想之剑的锋刃已游走得太远太远，以至于我们在今天重读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法拉第拒绝成为不列颠的第二任“教皇”，却不可避免地成为超越时代的“先知”。

“先知”必须付出他的代价，法拉第在自己许下的“重诺”前无能为力。他甚至不能逃离首任“教皇”的阴影，那个最伟大的、最惊世骇俗的“奇思妙想”成为了科学界的笑柄——无可奈何的法拉第只能等待，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福音

在物理学史上，法拉第被视为最伟大（没有之一）的实验物理学家，和他前辈罗伯特·胡克一样，都是不列颠科学经验主义传统的经典化身。这两位没有时间交集的学者，一生有许多奇妙的共同点：同样出身寒门、同样数学基础薄弱、同样是各自时代最伟大化学家（玻义耳与戴维）的“得意门生”……不同之处似乎只在一点，但仅此一点就足以造成两人天上地下的历史地位——两个具有几乎相同才华却性格迥异的学界晚辈：

一位是“高处不胜寒”（苏轼 《水调歌头》）的伊萨克·牛顿，而另一位是他剑桥的校友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

不用怀疑，在任何涉及这个人的描述中都有一个如影随形的由衷称谓——天才！

天才在公元1831年11月13日降世苏格兰爱丁堡（Edinburgh in Scotland），11天后法拉第先生在伦敦发表了他的电磁感应定律。既然与电磁感应同庚，那么上帝（还没死吧？）交给他的任务自然就是明白无误的了。

与牛顿作为同行的“噩梦”不同，天才麦克斯韦的到来几乎是前辈科学家的福音。1871年，被聘任为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的麦克斯韦着手进行人生中最后一项伟大的工作。通过他的辛勤工作，一位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伟大实验物理学家走入人们的视线，不列颠科学在牛顿纪元后缺失的那一页终于被补上了。

最博学的富豪、最富有的科学家

亨利·卡文迪许 Henry Cavendish (1731~1810)

的雕像回到了物理学圣殿。这位沉默寡言的学者留下的20卷科学手稿，在尘封多年后，经麦克斯韦的整理而重现人间。一石激起千层浪，英伦三岛惊呼不止，而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法兰西更是恍然梦醒：原来，当以

安德烈·玛丽·安培 Andre Marie Ampere (1775~1836)

为代表的法兰西精英在构筑电磁学大厦的时候，一位海那边的孤僻绅士已经预言了这个新兴领域几乎所有重要事实……

1874年，倾尽麦克斯韦最后心血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正式落成，麦克斯韦出任首任实验室主任。今天，这里是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之一。

天才造访

  1855年，64岁的法拉第为自己的实验笔记写下最后一个编号。关于电与磁，他还有太多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在常年辛劳累积而成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c），加速了法拉第的衰老，他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离开那些陪伴他大半辈子的电池、磁铁、线圈还有无数瓶瓶罐罐。但他舍不得这么早离去，他准备把余生献给圣诞科学讲座里的孩子……

  1860年秋天，电磁感应定律已经诞生了29年。垂垂老矣的法拉第在家中接见了专程前来拜访的麦克斯韦。之前他已经和这位年轻的学者通过信，这个年轻人的到来唤起了年届七旬的老人尘封多年的夙愿——“奇思妙想”……

各自的角色

法拉第与麦克斯韦的会面好像是历史刻意安排一幕戏剧。这是一幕“历史剧”，出场与没有出场的演员分别扮演了三个重要角色：

伊萨克·牛顿爵士——饰“亚里士多德”，备注：演员级别高，俗称“大腕”，不出场；

迈克尔·法拉第——饰“伽利略”，备注：数学功底不够，勉强胜任；

詹姆斯·麦克斯韦——饰“牛顿”，备注：主角，没错，就是“牛顿”。

故事背景：1855年，24岁的麦克斯韦发表他在电磁理论领域的第一篇论文——《论法拉第的力线》（On Faraday’s lines of force）。

舞台布景：“伽利略”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亚里士多德”的画像。

“牛顿”（崇拜地、谦恭地——我必须承认把这两个字眼和“牛顿”搭配起来，有些不伦不类）：您对我的论文有什么看法？

“伽利略”（和蔼地、中肯地）：谢谢你，年轻人。如果没有你，也许我的“力线”（lines of force）将沉寂在黑暗之中，永远无人问津。我欣赏你的数学，那是我不具备的一门语言。但我必须坦率地表明自己的隐忧，过多的数学是否会破坏一个美妙概念背后的物理本质？

“牛顿”（自言自语）：可是数学是物理学的语言呀……

“伽利略”（微笑地）：我的意思，“翻译”不应该成为你工作的重心。虽然，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电与磁之间的相互转化，但这远远不够。自然界是统一的，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力线”是为了解释电磁相互作用而诞生的，但也许它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自然的统一才刚刚开始，你应当看得更远。比如光，有些人说是粒子，有些人说是波，也许……

“牛顿”（急切地）：也许什么？

“伽利略”（不愠不火地）：也许需要一个公正的判决……也许它就是空间的某种性质，或者说“力线”的某种性质……

“牛顿”与“伽利略”陷入了沉思，客厅归于安静。

砰！——“亚里士多德”的画像突然落下。

（大幕下）

尾声：

1861年，麦克斯韦发表了第二篇电磁学论文《论物理学的力线》（On physical lines of force）。

1864年，他发表了第三篇电磁学论文《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A dynamical theor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1873年，《电磁通论》（A 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问世，这是经典物理时代第二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至此，麦克斯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电磁学理论体系，不仅完成了对法拉第思想最准确的数学表达，而且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理学模式。

预言

在牛顿的物理学宇宙中，物体之间最广泛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粒子与粒子之间的碰撞实现的，粒子在碰撞中完成“动量”（momentum，牛顿力学的核心概念，就像伽利略的加速度）的变化与转移，而动量在时间中的变化（动量对时间的变化率）就体现为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这个清晰的微观图像在牛顿最引以为傲的引力问题前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物体与物体间的相互吸引并没有可观测的碰撞行为。陷入矛盾的牛顿，最终不得不采取调和的手段：为引力相互作用赋予特殊的性质——瞬时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即物体之间相互吸引不依赖于空间与时间，换而言之，这种作用的传递速率是无穷大！这种“鬼话”，牛顿自己都不相信，法拉第与麦克斯韦更不会相信。

在电磁学理论体系中，麦克斯韦在法拉第“力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数学或物理学概念——“场”（field），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但却可以对身处其中的物质产生各种可见的物理效应。在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看来，场由有形的物质激发而形成空间中的分布，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以场为媒介实现的，而承认场的存在实际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抛弃掉如同幽灵的瞬时超距。每一种物质及其运动都激发相应的场，静止的电荷激发静电场，而运动的电荷激发变化的电场。如果用场的语言，电流磁效应就是变化的电场激发出了磁场，而法拉第电磁感应就是变化的磁场激发出了电场。

麦克斯韦以他高超的数学技巧，用一组简洁而优美的偏微分偏微分方程刻画了电场与磁场的全部物理性质，电磁学先驱者的工作被他“轻描淡写”地囊括进了数学公式——现在我们称之为麦克斯韦方程组（Maxwell’s equations）。

麦克斯韦牢记法拉第的忠告，不能沉湎于数学形式的优美而忘掉了物理事实。他完成了真空条件下方程组的解算，一系列更惊人的发现出现在他面前：方程组的解显示了一种从来不曾被人意识到的奇妙存在——变化的电场激发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激发变化的电场……如此往复循环如同时空里的交响曲，麦克斯韦给这一曲曼妙的交响取名为“电磁场”（electromagnetic field），他很快注意到这个目前还是“数学构造物”的电磁场在真空中的传播速率——3×108m/s ……

光！

那是真空中的光速。此刻，逻辑论证纯属多余，光就是空间中传播的电磁场——又一个先知降临了，麦克斯韦留下了他最伟大的预言。就像开普勒的三定律终结了纠缠千年的“日”与“地”之争，这个预言将为牛顿与胡克、菲涅耳（A. J. Fresnel）与泊松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只是“阶段性”！）的句号，电学、磁学与光学“三国归晋”。

但是，麦克斯韦等不到那一天了……

陨落

法拉第是幸运的，他最终等到理解自己思想的那个人。于是，他可以放心离去，不带任何遗憾。

1867年8月25日，平凡的人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在书房的椅子上，76岁的迈克尔·法拉第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他的神态是那么安详，有老人的淡然，也有孩童的喜悦。

生前拒绝了皇室的恩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永久席位”，也就拒绝了陪伴牛顿的荣耀。按照法拉第的意愿，亲人们将他安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没有盛大葬礼，没有华丽的墓志铭。

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 《论语·里仁》

法拉第并不孤独，在这里一样有伟大的灵魂与之为伴。1883年3月17日，一位德国流亡者被安葬于此，他的名字叫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物理学家，但与法拉第一样，他们都用思想改变了这个世界。

麦克斯韦就没有那么走运了。无情的历史不打算重演那个感人的温馨场景——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功成名就、垂垂老矣的麦克斯韦，他在等待，等待一个青年学者造访，等待物理学一个新的希望……

他等不了了！

1879年11月5日，近代物理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年、最阴郁的一天，詹姆斯·麦克斯韦在病痛中告别了这个世界，还有8天就是他48岁的生日。他完成了法拉第的嘱托，却与自己的知音失之交臂……

等待

The tendrils of my soul are twined

我灵魂的触须

With thine, though many a mile apart,

交织于你的思绪，即使远隔万里，

And thine in close-coiled circuits wind Around the needle of my heart.

如盘旋的回路萦绕于指针，我的心。

Constant as Daniell, strong as Grove,

如丹尼尔永恒，如格罗夫固执，

Ebullient through its depths like Smee,

像斯米那样在灵魂深处的热情，

My heart pours forth its tide of love,

涌出潮水的爱意，我的心，

And all its circuits close in thee.

一切汇流向你。

O tell me, when along the line From my full heart the message flows,

请告诉我，这诗句，这胸中飞出的消息，

What currents are induced in thine?

可有电流在你心间感应？

One click from thee will end my woes.

你快滴答一声，终止我的焦虑。

Through many an Ohm the Weber flew,

穿过一个又一个欧姆的韦伯，

And clicked this answer back to me,

是回音，

I am thy Farad, staunch and true,

我，你的真诚而忠实的法拉，

Charged to a Volt with love for thee.

满满一伏特，是爱，献给你。

——麦克斯韦 《电报里的情诗》Valentine by a Telegraph Clerk to a Telegraph Clerk

据说，这是麦克斯韦通过电报传递致妻子的情诗（诗中的“丹尼尔”、“格罗夫”与“斯米”分别指三种电池），因为是有线电报，所以只有让“韦伯”（Weber，磁通量单位）穿过一个又一个“欧姆”（Ohm，电阻单位）。正是麦克斯韦的先驱性工作，使“韦伯”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成为可能，人类迎来了无线电（wireless）时代。

在这个时代降临的前夜，在电磁学最后一幕“历史剧”中，麦克斯韦将扮演不出场的“卡文迪许”，而“麦克斯韦”这个角色将由一位德国人来塑造，他的名字叫

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 Heinrich Rudolf Hertz （1857~1894）

这是一个更为短暂的生命，却不影响他放射耀眼的光芒。为了校验电磁理论的“英国版”与 “德国版”（即坚持“超距”观点的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r版），赫兹在1886到1888年间，完成了系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最终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并在给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现代（微分）形式：

你不一定能看懂这些符号，但你必须知道这是物理学有史以来最优美的语言。

人们终于相信了法拉第与麦克斯韦的预言，光就是电与磁的交响，是电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穿梭在广袤的宇宙空间……

然而知音还是没有出现，麦克斯韦依旧在等待，等待一个1879年3月14日降世的婴儿走上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