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也许是世界上包容量最大的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小社会，具备有一个独立社会的功能：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官员，跑龙套的临时工，后勤、医院、小学、附属中学……。

   中国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无包容性的学校。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不管是学科建设、学术观点、更遑论学校建设等大政。

  前者养了有一大批庸才的同时，造就了一批忽悠者。庸才并不可怕，最多就是应付，耽误些事，干不出活，大家都能看得清楚，自己也明白，反正这是一个养人的社会，逆来顺受罢了。可怕的是一批忽悠者，糟踏着国家的钱，享受着社会给予的荣誉和福利，误导者决策者。更要命的是和后者结合起来，阻滞这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后者则是让整个大学失去创新性的根源。大学应该是学术创新的源头，学术思潮的发源地，在这里应该有学术观点的碰撞的火花，应该有划破未知夜空的星火——即使是瞬间的闪烁。

  也许会说，我们从来限制过学术观点的不同，也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是的，确实如此，但是，试想，目睹了秋后算账式的处理方式，虽然噤若寒蝉，但对于智商较高的群体来说，明哲保身的处事方式则是最优的选择。一个充满利益诱惑，一个官气十足的氛围。从学生到教授，哪一个能免俗？！相互制约，相互牵制。谁能独立于外？！这种办学体制下，熏陶、耳闻目睹，学生选择导师先看是否官员；教师今天课堂上批评的学生，数年，也许不到十年，就是你的X长，……。如果你当了什么长，什么高级别的“XX学者”，“杰出XX”，什么级别的“政府津贴”，“领军XX”,"XXXX"你就信手拈来；小到土财主们设立一个数万级别的奖，校级的奖，你就只需要在“长”们的小圈子里平衡了，容易得多了。你也就成为项目、成果评审的专家了。要是百姓，基本上是无缘的，除非是“X士”“X长”的学生或者什么的。这也许是产生“学霸”，“学阀”的土壤，也就难怪极端话语的出现，也是校园里时不时显现暴戾之气的缘故了。这种氛围和社会交融，加剧了社会风气的破败，人们学术、学者的尊敬逐渐失去。我们高校的教授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尊敬也就折扣，使得一些敬业者和卓有成就者扼腕叹息。

  试想，在中国，约翰.纳什不但不会有所成就，就是终身教授肯定也不会有（在获得终身教授前的30多岁脑子就出现问题）。一个稍有个性的人也很难在大学立身。大多数的学者选择了做人——这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修身中庸。否则，即使按照当下的考核指标，学问做好了，人缘差，你也混不清楚。前几日，厦大的一个女教授指责校长的帖子，校长既不是为所指事进行解释或者辩解，而是倒打一耙，指责该教师精神有问题，言左右而他顾，这也是为官者引导下形成的民风：你指责我屁股不干净，你也不是干净人。根本不去擦屁股，有屎又怎样？！社会和环境就这样臭下去了。其实，对不良的指责，只要存在，只要是事实，指责者的身份和动机并不重要。当然，这里，校长虽然说该教授精神或者脑子有问题，并不是表扬该教授可当纳什。厦大自然也就不会有普林斯顿之胸怀了。一些人认为厦大是好的，恰好也就说明了当下国内好学校的水平了。

  也有学问做得好，也深谙为官之道者，如邹恒甫教授，用了极端的语言才博得社会和校方的注意。否则，正常、正确、严肃的建言和意见往往作为“好事者”者“吃饱撑的”思维下被冷处理。

     奴化的思维方式深深地根植于大多数的思维土壤中，偶尔一个 没有背景的人在位，干错一件事，或者想干一件事，便问“此人能压的住吗?”，压谁，这是一个问题。法制、政策、规定、制度……在一些人眼里，是压人的，由此，当权者似乎总有“翻身解放”的潜意识。政治的强权意识代替了学术自由。这点上，我们的教育似乎是成功的，每个人脑子里的阶级斗争的弦还是绷的很紧，处理问题、斗争方式也是极为讲究的。但如此思维方式，指望仕而学、仕而研的专家，创新产出确实是无望的。  

    批评意识、批评精神、批评氛围的建立，是创新思维的前提。这也是习主席的治国方略之一。一个不善于发现问题、不善于解决问题的人，肯定是没有创新的。只能做一些具体操作的工作。

     产生这种怪象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文化引起的思维方式问题。习惯了革命的意识，我们的行事和思考都处在文革时代。当前，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停留在戴高帽、游街、批斗的外在形式上，对当政者的监督源于对这种外在形式的运用上，因此似乎是人人喊打；但对文革的思维和意识实际上还处在津津乐道的阶段。拉帮结派，裙带关系演变为师承关系，同窗、战友……。其实，目前高校的管理者，不管是留学多年、有建树的专家，还是其他方式的选择着，在潜意识里还是长官意识，鲜有民主建设者。尽管他们羞答答的借口，大环境不容许。其实，把自己仍然置身于与一个随波逐流着之列。因此，肃清文革遗毒还任重道远。但却深深地阻碍者科技的发展。不管是对复辟文革的指斥，还是钱理群教授斥之为的“精致的利己者”，都是对于现实的描述。而如何建设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大学体制，我们同样停留在只知破坏，不知如何建设的认知上。

   倡导批评精神、发扬民主是大学发展的唯一选择。但也由于“效率低下”的先天性缺陷，在急功近利的群体环境里，也为管理者所利用，而文革思维，封建余孽又带有抵触地接受下来。于是形成了目前大家都痛恨，但又乐于其中的环境。泱泱一个大国，满大街跑的是国外牌子的汽车，也就是说，独立自主的造不出一个好汽车的国家，我们不应该忘言诺贝尔奖，即使偶尔有得，也是极为偶然的，要达到日本那样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程度，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和意识方面有意识的改造，在不减少投资的前提，设计好制度，用制度应到意识、实现爱国主义下的民主自觉意识，在专家选择、项目评审上的公开透明，减少评奖等名目繁多的头衔，学术腐败在民主之下自然没有市场，于此同时，包容不同意见者和批评者，一方面，以极端语言方式引起公众求得关注的事件会减少，也会从容对待批评者，方为大学之道。从而真正实现勤劳者收获丰富，而忽悠者无市场，我们的创新成果自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