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科协，中国新闻广电总局，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发布了“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文章提到“重视科研成果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弱化学术评价中的功利色彩，从重视期刊论文的数量向重视科研成果的质量转变，从看重所发表论文的期刊国别、影响因子和期刊等级向看重论文本身的创新性和社会价值转变。”这就相当于中国科教部门最高当局代表中国所有科研评估部门向2012年由美国生物学会所发起的反对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的旧金山宣言上签字背书。作为一个研究引文和论文的学者，作为一个以给学校教师开收录引用和影响因子证明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图书馆馆员，我举双手（可惜没有再多的手可以举起了，哪位朋友有空着的手，借用一下？）赞成中国相关部门的决策。

我知道，开收录影响因子收取一定的费用，给图书馆带来收益。于我们图书馆人微薄的收入而言，也是个有益的补充（钱总是好东西），让我们可以在菜市场挑新鲜的蔬菜买，在商场里买下我们心仪已久的那件裙子。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让我们没有这笔收益，但心仪的裙子和新鲜的蔬菜还是我们有关美丽有关健康最基本的诉求，没有了这笔收益，很多图书馆员可能心里会有些失落。那么，我们图书馆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10月27日，同济大学图书馆以研讨会的形式组织了一次有关建立情报分析与服务中心的讨论。主要是响应十三五规划的号召，看看我们图书馆该如何规划战略决策。我在会上做了“提出问题，引领发展”的特邀发言。我是报名参加发言的，后来才知道会上别的同事都是邀请发言的。在这个会上，我给大家解释了DORA，说我们图书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影响因子评价体系的浪潮中，还每天在开影响因子证明，多少证明我们图书馆没有立足实践，放眼世界，领导发展潮流的胸怀。当时，大家还以为那是一小群美国人在玩的游戏，和中国和我们图书馆人不大相干。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我感觉大家认为我狗胆包天，不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竟然质询教育部的有关政策，以为我不过是盛世危言。但十天不到（10月27日我发言阐述这个观点，发文是11月5日。当然，我关注研究这个问题更早。），中国科教部门最高当局就代表中国所有科研部门以联合发文的形式给DORA签名背书。这个文件具体如何操作还不得而知，有些措施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各个科研部门不再需要用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三位数字的影响因子来选拔人才，我们图书馆的这一业务必然缩减甚至彻底消失，我们因此而获得的收入也没有了。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收入减少而放弃我们对于健康对于美丽的追求？

否！

相反，图书馆在这一政策下将有更大的作为。一直以来，科学计量学的力量就是给决策着提供一个基于客观事实不以人的好恶来随意左右的依据。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关人才评价，一直基于领导的上下两片嘴唇，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人对于那种基于客观事实的能站住脚的标准的需求还是很迫切的。刚刚就有T大的一个教授给我私信说若没有客观评价标准，我评职称将更为艰难。所以，利用科学计量学手段来检测科学发展趋势，通过论文和引文来判断科研成果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给决策着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客观依据，是我们图书馆人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更为有力的工具。毕竟我们图书馆是科研活动的出发点，活动场所，也是科研成果最终的汇集地。我之前有关论文和引文本质以及由之而建立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价值的论文引文扩散理论都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目前科学计量学一批人正在做深入的研究。图书馆各位同仁，请关注科学计量学前沿发展动态，把这种前沿动态引入到我们的工作业务当中，使我们图书馆这一情报中心真正具有分析功能。

(有关DORA的信息见：http://www.ascb.org/dora/。是2012年12月由美国细胞生物学会年会上，一些科学家连同一些出版商，期刊编辑所发起的倡议。该倡议的主旨是反对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并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科研机构签名背书表示支持。Science主编发表社论支持，各大出版公司都相继发表了声明，包括Elsevier， 甚至连影响因子的发明机构汤森路透都先后发文表示自己的观点。科学计量学在2014年科技指标大会上开始筹谋学界对这一宣言的反应，基于这次讨论所起草的莱顿宣言，后来发表于nature.)

有关中国科协，中国新闻广电总局，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发文全文，请看：中国科教部门代表中国所有科研部门向DORA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