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博主曾写了“权力、资本、社会”三者关系的系列文章（ 之四：以权力、资本与社会的关系理解科技发展的影响），由随后的阅读、讨论与思考感到，问题远非如一开始想的那样简单，如果放在中国语境下，情况可能就更为复杂。

政府、资本、社会三者看似都可以拥有权力。政府的权力明摆在那里，其权力源于民众的授权，回过头来向民众施加权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资本的权力同样清晰可见，其权力源于稀缺。至于社会，个人或一个群体也可能在一定场合支配他人，乃至可以“支配”政府和资本，譬如网络大V。

然而这三者的权力实在有天壤之别。

政府的权力在执政期间是唯一的。政府拥有监督资本和约束社会的权力，单向，以及强制，其一，以“看得见的手”调控“看不见的手”；其二，均衡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如果是多党制，权力会受到在野党和任期制的制约，一党制和长期执政就拥有更大的权力。

政府还以所拥有的财力实施权力。财的来源一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取”和“用”之间便拥有了权力，这就是二次分配的权力。遏制初次分配，扩大二次分配，一方面扩大强化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培育在二次分配中的获益者的感恩心理。“精准扶贫”的情况是，一方面是需求者在生命线上对钱的渴求，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权力对“精准”的定位。政府并未意识到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权力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到权力作用对象的无助与命垂一线。前不久发生在甘肃的悲剧向权力的拥有者敲响了警钟。

第二项财源是央企国企。在“做大做强”的旗帜下，权钱合一。权钱合一不是权钱勾结，后者非法，权与钱还存在博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权钱合一合法且理直气壮，同归于权的名下。钱，既可以作为资本，与体制外的外资民资或抗衡或博弈或作为杠杆，四两拨千斤；也可以用于民生，以缓解社会对政府的压力。

本来就独一无二的权力加上滚滚而来的财源如虎添翼，可以做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即之事，可上九天揽月，也可以一手造成去年的股灾。

美国的一位政治家感叹说，只要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够。这句话耐人寻味。“一天中国”，可以做成多少在权力被制约的情况下做不成的事；“一天就够”，时间一长，权力就会失控。

资本的权力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然而其一，拥有资本者众，彼此间存在博弈关系。譬如，一带一路虽一开始被称之为新版马歇尔计划，却与当年情况不可比。当年，资本的提供者几乎非山姆大叔莫属，而今，大国基本不差钱。中国走向世界，在提供资本方面就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激烈竞争，在泰国、印尼的高铁项目就是典型事例。其二，社会可以有多种选项。其三，资本稀缺，好的投资项目实际上更加稀缺。资本是明的，谁有钱一目了然；好项目是暗的，需要火眼金睛，譬如孙正义。看走眼错失良机或看过眼而陷入泥潭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对资本的藐视会自食其恶果，万宝之争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资本如独步天下，会吞噬一切发展的成果，包括资本自己。

社会有“权力”吗？社会的权力不是对他人的支配，而在于“选择”。选择，对政府而言是投票；对资本来说，是消费，以及应聘与跳槽，或者说，用脚投票。实际上在当下中国，国民对于地方政府的选择主要不是政治学意义的投票，也是“用脚投票”，那就是迁移，从家乡迁移到心仪之处。社会是一切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没有社会由下而上的参与，一切发展将成为泡影，不以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一切发展就失去合法性。

社会的另一项权力是舆论，包括舆论的内容和平台，前者是知识，后者是媒体。知识涉及到话语权，媒体对知识进行筛选，以及或褒或贬。由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与资本都在争夺对媒体的控制，加之社会舆论本身的分散甚至对立，社会正在部分失去以舆论制约政府和资本的功能。媒体的作用异军突起，正在一步步相对独立，成为与三足鼎立的政府、资本与社会平起平坐的第四极力量。

媒体，从远古个人与个人之间，在特定语境下当面与当下全身心的相互交往；到印刷术之后，脱离语境，时间滞后空间上不接触，一个人对众人，只有符号的单向交往；再经广播电视，可以在直播中部分结合语境，结合视觉与听觉，依然是一对多的单向交往；到现在可以一对多、一对一、多对一，以及多对多，可以滞后或当下，多媒体或单媒体，单向或双向、多向，还要加上虚拟现实，在媒体的发展历程中，唯一持续起作用的力量就是科技。

无论是三足或是四极，都需要放在全球背景之下竞争与合作。在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各异，价值观对立，文明冲突的今天，各国比拼的最终是科技的水平，换句话说，比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三足或四极的相互关系更有利于科技的发展。

政府重在管理，管理资本与社会，权力相对垄断，除了事关内外安全的军事等领域，较少发展科技的冲动。社会中的个人一般不发生直接的竞争，社会在通常情况下倾向于维持原状。具有创新动机的主要是资本。资本有增值的欲望，既面临彼此竞争的压力，又要应对消费者的选择。如果市场不公正不透明，资本就会选择掠夺社会与自然和生态资源，与权力勾结，以及假冒伪劣等手段获利；如果处于完善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中，在技术理性的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的驱使下，那么推动科技发展，就是资本增值的唯一途径。显然，此处的资本是民资而不是国资。至于媒体，其一步步的变迁本来就是科技发展的成果。

由此可见，政府的主要作为并非亲自出马发展科技，而是规范市场，监管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食利倾向；维护消费者权益，特别是在市场中的选择权。

在主要由政府所规范的市场中，资本与消费者-社会的互动，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而科技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支柱。

在此意义上，最终是科技拥有最大的权力。

“最终”和“最重要”的含义，类似于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始基”和“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