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为法国电影《四百击》剧照）

题记：“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张启刚，2015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遗书。

新闻，无论真假，总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最近的新闻，一面是关于中国的股市飙涨，在资本的盛宴中无数新富从中诞生；一面是在贵州毕节，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名14岁的儿童，领着他的三个妹妹服毒自杀。


法国有句谚语：“一个孩子只有被打四百下才能长大。”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以《四百击》为题，以自己的人生为蓝本，讲述了13岁的安东尼的遭遇。安东尼因受到家庭冷落而逃学，撞上母亲偷情后开始彻夜不归；因为试图偷窃继父的打字机而被送到了少管所，少管所的管理异常严苛，安东尼终于选择了逃离。摆脱了看守的追赶，安东尼来到海边，面朝大海，他的脸上充满了青春的迷惘。张启刚承受了比安东尼更加残酷的现实，但是却没有青春的迷惘；实际上，他已经等不到青春，因为生活远不止四百击。

那一天，2015年6月9日，整个中国沉浸在早几日股市破5000点的喜悦与疯狂之中；那一天，乙未年壬午月丙辰日，诸事不宜，张启刚满怀决绝，外面的世界，与他无关。我在想，他是如何劝诱自己的三个妹妹喝下那刺鼻的农药的；我甚至在想，那一天，他们有没有去满足一些过去奢望过的东西，比如，一个生日蛋糕。

大约十几年前，我和我的同学们还在准备高考的时候，就面对了一个这样的事实：如果你出生在河南、湖南、安徽、山东这样的省份，那么当你一身伤痕冲过高考满身血迹提剑四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同班中来自北京的同学，他的高考分数在你的家乡只能上一所大专。

十几年前，你们还是全国一张卷，可以让你们知道自己的努力并非全无意义；十几年后，你们已经无法对自己做出判断，无法知道自己的努力有什么样的结果。而许多时候，不知道结果就意味着没有结果。我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在第一节课上告诉他们，你们虽然来到一所并非顶尖的大学，但这并非全是你们的错。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以同样的人口比例折算，可以进一所很好的大学。所以，不要放弃希望，你们都是好孩子。

可是，张启刚没有等到这一天，其实，他也不大可能等到这一天。没有人告诉他“你是一个好孩子”；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你是一个孩子”。一开始，人们猜测他们的死亡是因为贫困，可后来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甚至偏上）；于是，人们希望可以归咎于他们的父母，认为家庭的撕裂导致了少年的悲剧。可是，这是真相的全部，还是皇帝的新衣？

BBC有一个系列纪录片，每隔7年出一部，从七岁开始纪录14个不同出身的孩子们一生的成长。最新的一集《56Up》，似乎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就在几十年前，我们还曾经试图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但看上去并不成功。于是，我们接受了差异化的社会，我们将差异带来的差距视为理所当然，却忽视了差距的成因并非来自人本身的差异，而是他们所承受的机会不平等。

整个社会都在掠夺农民，他们被迫以极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着他们的农产品；当这样的收入无法满足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希望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离开家乡，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为工业化输入自己年轻的血液。出卖自己的同时，他们还要忍受市民社会对他们的嫌弃，制度化的嫌弃。因为这种嫌弃，他们被迫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家乡，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就此出现。十几年过去了，阶层更加固化，社会更为分裂。那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他们去远方打工，留下他们的子女成为新一代的留守儿童。生活于他们而言，只是重复，没有希望。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富人不敢堕落，穷人怀有希望。并非所有的富人都会堕落，但是穷人没有希望，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真实而残酷的一面。也许这不是全部，但在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和观者的自主筛选下，这一面已经变得尤为触目。

什么是正义？罗尔斯给出过非常经典的论述，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正义，并非是为了追求效率（或者社会的最大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最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如何做到这一点？给予社会中的人以平等的机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前几天，有学生采访，希望我谈一下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希望。这样大的命题，我无法阐述，但我还记得当时的结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你们的身上，有中国法治的希望。”理想永远无法达致，即便法治，也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次优选择。

你们都是好孩子，改变世界，不要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