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想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各自的心境出发描述林徽因，所幸在读了各方的传记后打消了这可笑的想法。爱情的感觉，岂是旁人所能道？记个压缩的流水账也好，看看这人生的唏嘘跌宕。

1895年是清光绪乙未年，这一年的闰五月廿二日，也就是西历的7月14日，金岳霖在湖南长沙出生，拉开了这段故事的序幕。两年后（1897），另一位故事的主角徐章垿在浙江海宁出生。20年后，徐章垿有了个新的名字，徐志摩。徐志摩出生的四年后（1901），梁思成在日本东京出生，他的父亲是梁启超。

1904年6月10日，金岳霖9岁，两年后他将北上就读清华堂；徐志摩7岁，还在私塾读书，一身文采初露头角；梁思成3岁，尚在懵懂之中。当时的他们都不可能知道，就在那一天，一个影响他们一生的女子在浙江杭州陆家巷诞生。6月的杭州正是初夏，这是江南最好的时节之一，暖风熏得游人醉，满城尽带百花香。这个女子的祖父为她拟名“徽音”，取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起这样的名字，是希望她能继承中国女性温良敦厚的传统美德。长大后（1934），林徽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徽因”，为的是不让人将她与另一作家林微音混淆，她说：“我并不担心别人把我的东西当成他的，我只害怕人们把他的东西当成我的。”她一直如此骄傲，却不令人讨厌，因为她有这样的灵性。林徽因出生了，故事开始。

林徽因的母亲何氏是她的父亲林长民的第二房妻子，她生了三个孩子，但只有徽因一个女儿长大成人。林长民的第三房妻子程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不是正室，没有子嗣，这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几乎就是“冷遇”的代名词。程氏和她的孩子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而林徽因与何氏则被安置在相对阴冷的后院中。林徽因伴随着母亲的泪水与抱怨长大，她几乎不记得母亲曾经有过笑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由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几乎可以肯定林徽因对于环境有着敏感的直觉（有时，我们谓之善感），她的性格中也会有极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林徽因光彩夺目的人格特征，却来自这算不上快乐的童年，祸福相倚，世上的事情大抵如此。

1915年的十月，金岳霖已经留学美国，林徽因和梁思成都还在各自的家庭默默成长，他们都算是未经世事的少年。这一年，徐志摩结婚，发妻张幼仪。一年后，徐志摩前往北京，故事的人物之间开始有了交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这三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北京城中，并不相识。不久，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认识了梁思成。

1918年，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锴出世，二十一岁的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的热情和对张幼仪的嫌弃，启程赴美，在美国与金岳霖相逢。这一年，梁启超与林长民结识，二人都曾在日本待过，又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任职，有了结为儿女亲家的想法并不奇怪。所以，十四岁的林徽因与十七岁的梁思成“无意中”在林家碰面了；翌年，他们被“正式介绍”认识。虽然，梁启超明言最终的决定权属于年轻人自己，但这时距离万恶的封建社会结束仅八年；父母之命对于儿女的婚姻究竟有多么重的分量，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1920年，十六岁的林徽因随着父亲前往伦敦，在那里，她接触了各式各样的社交场合。察人入骨的敏锐直觉，为她在这异乡增色不少的同时，也让她历练良多。十月的伦敦略带感伤和静谧，林徽因就在这样的时节中，邂逅了徐志摩。十六岁人艳如花情窦初开的少女遇上了周身浪漫热情如火的诗人，是否相爱已经并不重要，邂逅本身即是一切。第二年，徐志摩迫于家族压力，将张幼仪接在身边。这时的徐志摩，已经打定了要与发妻离婚的主意，可就在此期间，张幼仪再次怀孕。号称追求真爱、自由的诗人，却依然与自己即将抛弃的女子鱼水之欢，这已属过分，可还不止于此。徐志摩一听张幼仪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当时的医疗，打胎是件危险的事情，张幼仪答：“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徐志摩回道：“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我们还记得，林徽因是听着母亲对于薄情男子的抱怨声长大的；徐志摩这样的行径，很难获得林徽因的认同。再加上与梁思成的“正式”相识，很快，林长民带着林徽因离开伦敦回国。

有必要交待一下张幼仪，1922年，徐张联姻七年后，他们离婚了。徐张二人的离婚，据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桩西式离婚案。徐志摩死后，张幼仪替徐志摩照顾父母，帮徐志摩出全集，事事亲力亲为。晚年张幼仪，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答曰：“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是的，你没爱过我，我或许也没爱过你；但谁也不能像我这样做到一个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陆小曼不能，林徽因也不能。

1922年十月，林徽因回国一年后，徐志摩也回到北平。坊间流传，徐志摩回国后仍对林徽因恋恋不忘，甚至梁林二人约会也屡屡打扰。事实是否如此或已难考，不过几个月后（1923年初），林徽因和梁思成便正式约定了婚姻。就在此时，梁启超写了封长信给自己的学生徐志摩，信中无一字提到林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徐志摩回了信，同样一字未提林徽因，他答道：“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那是命该如此。”聪明人和聪明人的对话，总是如此的含蓄和明白。

现在的世人，谈到梁林，总是带着些神仙伴侣的臆想；实际上，单以他二人的具体生活而言，实在不能说是幸运。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开摩托搭着弟弟去追赶国耻日纪念游行的队伍，被车撞到。由于庸医的耽搁（梁启超也是被庸医切错肾送了性命，说起来，梁家似乎与庸医颇有缘分），梁思成终生跛足并导致了脊椎病弱需要安装背部支架（铁马甲）。联想到他未来要从事爬高就低的古建筑考查工作，这实在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残疾。

因为梁思成的这场横祸，梁林去美国学建筑的计划推迟了一年。林徽因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新月社，其中并无坊间揣测的借诗传情。文字的归文字，生活的归生活，这是所有文学青年的共同特征，古今中外皆然。当然，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慕之情依然如旧，只是落花有意，奈何流水。这一点，就连来华短暂讲学的泰戈尔也清楚看到，他为林徽因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天空的蔚蓝，天空的蔚蓝……这似乎在预示着徐志摩的最终归宿，这个归宿的到来还有七年时间，暂且不提。

1924年的秋天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们开始了痛苦的磨合期，林徽因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梁思成旧式的男子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关于这个痛苦的过程，梁启超描述道：“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呆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梁思成之前的人生一直是在父亲的庇护下成长，这也为他的性格中埋下了些软弱的种子。最终，两人间的斗争以梁思成的妥协而告终。在以后的生活中，两人的思想上，起主导的也总是林徽因。

林徽因离开不久，徐志摩认识了另一个女子，陆小曼。徐陆之间，我并不想多说。1925年初，二人相恋；1925年底，陆小曼与前夫离婚；1926年七夕，二人完婚。捎带一提的是，由于徐父的坚持，二人的结婚经过张幼仪的同意才过了徐家这一关。用梁启超的证婚词来做个注脚吧：“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最后这一句，想来他们做到了。徐志摩死后，陆小曼虽然与翁瑞午纠缠不清了二十多年，但终究是没有结婚。

徐陆结婚两年后，1928年3月21日，梁林在中国于温哥华的总领事馆结婚。选择3月21日是为了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也是这一年，在林徽因的祖籍福建福州，一个名叫林洙的女婴诞生。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次注定，20年后，这个福州女子将进入我们的故事；34年后，她将代替另一个福州女子陪伴梁思成度过他的余生。

婚后不久，梁林便回国前往东北大学主办建筑系。1930年，林徽因诊断出患有肺病，而这病痛，将伴随她的一生直到夺走她的生命。到了秋天，为了林徽因的健康，梁思成将家搬到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也就是在这北总布胡同三号，徐志摩将金岳霖带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当然，如果你现今想去瞻仰一下这老房子已然不行。生前的梁林守不住北京的城墙，死后的梁林也守不住自己的旧居。唯一不同的，城墙倒在了阶级斗争的铁拳之下；故居却是在房产商的推土机下呻吟。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过如此。

老金的出现，起初带来的是困扰。1931年的一天，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沮丧的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经过痛苦的一夜思考后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后来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三人终身为友。这似乎是冥冥中的又一次注定，徐志摩即将离开；而他带来的老金，会代替他一直守候着林徽因。

1931年11月19日，属于徐志摩的归宿终究是来了，天空的蔚蓝将归于天空。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为了参加当晚林徽因的艺术和建筑讲座。飞机在途中坠毁于济南（巧合的是，飞机名为“济南号”），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用徐志摩自己的诗为他的一生做个了结吧：“拥抱我直到我逝去/直到我闭上眼睛/直到我飞、飞、飞向太空/变成沙、变成光、变成风/啊！苦痛！/苦痛是短的、暂时的/快乐是长久的/而爱情是永恒的/我、我要睡了……”

徐志摩死后的六年里，梁林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中国古建筑的考查上。七七事变前夕，1937年7月，梁林迎来了一生中最辉煌的考查成果，他们发现了唐代古建筑佛光寺；随后，便开始了七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这期间，简陋的医疗条件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彻底摧毁了林徽因的身体。她的肺病在李庄又一次发作，这一发作，便是卧床四年。梁思成的身体不好，还要照料林徽因和两个孩子，再加上营造学社的工作，已是极限。所幸，有老金一直陪伴左右，或许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帮助，但终究是精神上的慰籍。

抗战胜利了，北平解放了，梁林留在了新中国。建国之初，他们的知识受到了尊重。1950年，林徽因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设想，这是她为保护北京古城墙所能想出来的最好方案。如果实现，现在的北京将是何等的辉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与北京相比这沧桑的庄严。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可恨，历史没有如果！

1951年，林徽因挽救了景泰蓝传统工艺；1952年，梁思成、林徽因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53年，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在北京展开，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先是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后是在郑振铎组织的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斥责。但这些，终究挽不回那些古建筑，那些用砖与木构建出的满是诗意的时光印记。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终于抵不过病魔的侵蚀，她死了。林徽因的一生，不能说是生得其所，却算是死得其时。这是反右运动的前夕，以她在古建筑保护上的言论和她刚烈的性格，反右给她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或许，让她在这个时候离开，是天意对这女子的垂怜。林徽因的一生，金岳霖言道：“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我却想借用一下白居易的诗句，“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她转身离去，留下的只是后人的想像，如同杭州花港观鱼公园的那块林徽因纪念碑——镂空的身影，透着山色湖光……

1957年到了，反右运动开始。清华建筑系一个名叫程应铨的年轻人因为坚持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主张而被划为右派（1968年程应铨投泳池自杀，其生前为游泳健将）。程应铨的妻子为此与其离婚，她叫林洙。还记得1928年在福州出生的那个女孩吗？是的，就是她。1948年，程应铨带着女友来到清华，20岁的林洙进入我们的故事。当时，林洙想进清华的先修班学习，拜访林徽因后从其学习英文。随后，程应铨与林洙结婚，受到了林徽因的资助。

程应铨因为坚持林徽因的主张而获罪，在这之前一年（1956），梁思成却为“大屋顶”（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林徽因的思想主张）做了检讨。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梁林结婚，这次的“林”是林洙。有人因为林徽因的缘故，对林洙甚至是梁思成不满，觉得一段美好的爱情因了林洙而不纯粹了。可是，对于梁思成来说，林洙和林徽因带给他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林徽因多才却强势，梁思成与她一起并不放松；林洙虽然没有文思与灵气，但却崇拜着梁思成，这种因崇拜而生的温婉，孤身一人的梁思成如何能抵挡。无论如何，林洙陪着梁思成走完了剩下的十年，度过了文革那段艰难的时日，保存了《营造法式》的文稿，照顾了林徽因的生母，还能要求她怎样？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好人。人们记住他，不仅因为他是林徽因的丈夫，更应该是为了他对中国建筑所做的卓越贡献。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说了原因：“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是的，你们都忘记了，但我始终记得。老金临去世前，受邀为林徽因的文集写篇东西，他默然半晌，答道：“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顿了一顿，续言：“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逝世。我以为，这段情事里，能当得起至情至性这一评价的，唯有老金一人。

后记：这篇文字来的并不轻松，虽然写只用了一个晚上，但来来去去看书、翻翻覆覆构思用去的精力就不少了，最令人郁闷的是写完了也差强人意。我对林徽因，之前充满了神圣的想像，看了科学网的诸般文字，忍不住要写一篇为其正名。一番调研作下来，林徽因却不再是那个林徽因，过去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现在已成“人间四月天”的真实。写这文字，算是给自己当初的动念交差。最后，取徐志摩的《偶然》后半作结：“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