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人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1790年7月17日午夜，67岁的亚当·斯密与世长辞。思想巨人魂归西天并未扰动当时人们的生活，知识界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方性媒体只登载了很短的讣告，《泰晤士报》直到7月24日才报道亚当·斯密的死讯。十多天后，该报发表一篇有关亚当·斯密的短文，内容是奇闻轶事和尖酸刻薄的评论。这样的情状似乎表明，亚当·斯密的生活、思想和事迹注定要被历史淹没。但后来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两百多年来，亚当·斯密的大名传遍全世界，而且，人们在对他的评价问题上各执一端，有人神化他，也有人批评他。

   一位名曰马克·斯考森的人，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中视亚当·斯密为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6000年以来的“第一人亚当”，因为只有他的著作（即《国富论》）才谈论了谋生问题。更有英国历史学家认为，《国富论》“是包括《圣经》在内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神化倾向的评价有点离谱儿，但其渊源深藏于学院化经济学家的评价之中。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奠基人马歇尔在他那部左右英语国家经济学思维方式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把亚当·斯密赞颂为“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问题，马歇尔的评价言过其实。与亚当·斯密相熟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早在1766年就写作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同胞詹姆斯·斯图尔特1767年就有了大部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这种倾向的评价往往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势密切关联，当资本主义经济高歌猛进和一片繁荣时，此类评价会接连不断地出现，竞相比拼谁的评价更绝对。

   另一种倾向的评价同样存在。亚当·斯密的同胞、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雷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中抱怨说，“现代经济学家总是过高估计斯密的重要性”。他的《国富论》实际是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著作，“竭力美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现实”，“另一本则是经济管理者们的手册”。与神化倾向的评价相比，这种评价或许更符合实际。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独行大侠”熊彼特的评价会让视亚当·斯密为神的人不舒服。他在那部宏伟博学、罕有匹敌的《经济分析史》中，把亚当·斯密置于小册子作家行列，认为其代表作《国富论》的水平不高于小册子作家写出的小册子。如此评价的理由有三：一是亚当·斯密对前人不大方，批评他人时气量狭小；二是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在洞察力和实际应用方面几乎不比亚当·斯密差；三是《国富论》中的所有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即《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是新的。

   对亚当·斯密的如下评价会让神化倾向的评价者更不舒服。亚当·斯密的同时代人史都华（又译斯图尔特）写有《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1767年出版）一书。他去世25年后，英国的一位学者说：“亚当·斯密博士受惠于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别的作家这样受惠于另一作家的。也没有哪一个像斯密这样毫无诚恳和感激之心，从没有承认过他从导师那里获益，或者对导师的名誉表示称赞。”这样的评价距挑明亚当·斯密抄袭他人作品只有一步之遥。挑明者确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说，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恶行，公共利益》的注释”。两个人都指出亚当·斯密有抄袭嫌疑。

   仅仅作为例证的上述评价皆非空穴来风。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一种角度、一种倾向、一种学科和一种视野地评价亚当·斯密皆非正途，因为他的生活、思想和事迹都是多面体。

  二、学科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在常人的视野中，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且仅仅是经济学家，其“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习用语为这种身份作了注脚。对亚当·斯密了解稍多一点的人还知道，他是伦理学家。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善美至极，语言表达、篇章布局和思想内容三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如此。如下两位思想巨人的感慨足以证明这一点。康德说：“在我们德国也能找到把道德的品性写得如此到位的人物吗？”伏尔泰说：“在法国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位可以与他匹敌的人物，我为自己亲爱的同胞们感到汗颜。”但是，熟知非真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亚当·斯密全集》表明，视亚当·斯密为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或两种身份兼具都不符合实际。他像比他小一岁的康德一样是当时欧洲最博学的人之一，从1748年以爱丁堡大学编外讲师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到逝世计42年的时间，在涉足的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基于此，把他视为科学史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不能被认为是唐突之举。

   我们以《亚当·斯密全集》第四卷《哲学文集》为例证说明问题。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皆以亚当·斯密为学术宗师，但其中的大部分人恨哲学如同毒药（熊彼特语）。他们哪里知道，亚当·斯密首先是哲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两个方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一是历史事实。在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的第一个职位是逻辑学教授，随后才是包括经济学内容在内的伦理学教授。其二是思想事实。亚当·斯密对自古希腊到牛顿时代的哲学极为熟悉，在熟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说，“哲学就是关于相互衔接的自然律的科学。以一般观察所能获得的经验极限来看，自然界似乎充满了表面看来与之前发生的一切不协调、不相干的事件，因而干扰了想象力的畅流，让人的思维意念无法顺利接续，岔头百出，于是乎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前文所说的那些混乱和困扰。而哲学则是通过彰显那些把所有散在对象联系在一起的看不见的链条，努力为这杂乱无序、不谐调的表象世界引入一种秩序，以平息头脑中想象力的骚动，在纵览浩瀚宇宙之运转的同时，重新找回那份澄静安详——一种令人无比惬意、也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状态。”（《亚当·斯密全集》第4卷，第19-20页）说哲学因满足好奇心而起而盛，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性本质即规律是牛顿经典物理学背后的哲学主张。如何达成上述二者？亚当·斯密的创新性做法是引入想象因素。此为包括哲学学科在内的各学科内在的本质，无想象便无创新性灵魂。因此之故，后来的熊彼特在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领域，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领域，一再突出和强调想象的关键性作用。现在看来，亚当·斯密抓住了往往被职业哲学家所忽略的哲学的本质，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逻辑，内在灵魂却是激情。激情的载体何谓？当然是想象。

   亚当·斯密到底是什么学科意义上的家？对问题的回答与亚当·斯密解读者的学科知识背景有直接关系。以某一学科知识为基础解读出亚当·斯密是什么家，如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或哲学家，皆有事实根据。但是，一旦这种解读成为事实缺陷就会暴露出来，当把亚当·斯密在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建树拣选出来并定格时，他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建树便被抛入黑暗之中。

   三、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伦理学家集中注意力于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和“公正的旁观者”理论，哲学家则对亚当·斯密烂熟于心并创造性运用的广博的哲学知识储备惊佩不已。看似热闹甚至可以说是壮观的解读场景给人们提出了问题：从整体的层面看，亚当·斯密涉足众多学科著述中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或者说，抛开不同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亚当·斯密想要向他的时代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仅在一个学科甚至两个学科中用力气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即便是仓促地得出结论，也不会与亚当·斯密的思想实际相符。概言之，亚当·斯密著述的核心思想是一个，表现出来者是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是社会历史演化层面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其二是思想层面的启蒙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启蒙，启蒙的社会历史性诉求是社会转型。

   在亚当·斯密还没有出生的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合并的根本原因是苏格兰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英格兰。虽然有以格拉斯哥为中心的对美洲殖民地和法国的烟草、亚麻布等商品的贸易，但整体状况确实不能与英格兰相比。这种状况表现于诸多方面，如百姓生活的困苦不堪，贵族的僵化、任性和不思进取，政治体制的墨守旧规和平庸保守，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亚当·斯密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让苏格兰从上述状态中摆脱出来、尽快融入以英格兰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如何使苏格兰从传统社会转型为以英格兰为追赶对象的现代社会？进而，英国整体发展和进步的最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是什么？仅仅从一个学科如经济学角度回答上述问题能够启人心智，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回答问题，显然力不从心。亚当·斯密运用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回答问题，回答过程中形成的学术思想影响了苏格兰的社会历史转型，影响了英国整体的迅速发展，进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方向。在产生这些影响以前，首先是影响了苏格兰的学术风尚和走向。

   行为靠思想支配，先有思想后有行为。这说明，苏格兰社会历史转型的前提条件是思想转型，这种转型的固定性叫法是启蒙。何谓启蒙？康德的定义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的提法失之笼统，把这种提法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则是人们的僵化、保守和不思进取。亚当·斯密对苏格兰人的“不成熟状态”痛心疾首，多有责难。他在1759年的一封信中说，“在我们苏格兰还有一些其产业从东边延伸到西海岸的贵族，他们自称改良者，他们的同乡也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在邸宅周围开垦二、三百英亩土地，同时让其余全部土地闲着，差不多杳无人烟，更说不上改进，以致100英亩土地不值一先令，他们如此可耻和愚蠢的玩忽责职，从不自责，何以对上帝、对国家和对子孙后代”，而百姓则是对“艺术、工业和独立……完全陌生”。（《亚当·斯密全集》第7卷，第69-70页）面对苏格兰人的这种思想状态，作为苏格兰人之子的亚当·斯密感到了责无旁贷的义务，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如授课、著述和与他人交流，使苏格兰人尽快摆脱这种状态，让发展、追赶和进步的意识成为苏格兰人思想中的主流。具体效果如何需要实证性研究加以证明，但明摆着的事实是，亚当·斯密的启蒙思想从苏格兰走向全英国，从英国走向全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与法国启蒙思想之间并非是原创与模仿的关系，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苏格兰的启蒙思想与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势及其需要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它的现实性更强一些，不仅亚当·斯密，而且休谟和弗格森等人的启蒙思想都有这一特点。其二，与法国启蒙思想刚性强势地对待传统相反，苏格兰启蒙思想给传统留出一席之地。例如亚当·斯密说，“众所周知，习俗对人生的悲喜都有所中和，能缓和因前者而生的悲伤，削弱因后者所致的快乐，令人悲伤而不至于心碎、欢乐而不至于迷狂”。（《亚当·斯密全集》第4卷，第8页）亚当·斯密谈的是习俗对个人的有益性影响，它对社会历史的有益性影响何尝不是如此呢？法国大革命的刚性、迷狂和惨烈可为反面例证。

    四、个人生活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关于亚当·斯密的个人生活，八卦传闻有很多，较为流行的说法如下：“这位著名的道德哲学教授有刺耳、沙哑的声音，经常口吃。他是一个典型的心不在焉的教授。生活杂乱无章。书本纸张在书房里到处都是。从孩提时代起，他便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微笑着与看不见的伙伴全神贯注地对话’。关于他粗枝大叶的特点的故事很多：一次在与朋友谈话时掉进了路旁的沟里；一天早上，他将面包和黄油放进了茶壶，喝了以后说这是他喝过的最糟糕的茶；有一次，他穿着旧睡袍外出散步并做着白日梦，出城几英里才停下来。”很难相信上述八卦故事的真实性，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如下事实。亚当·斯密逝世的第二年即1791年，苏格兰的《小蜜蜂每周文学通讯》刊发了一篇题为《已故亚当·斯密博士的轶闻》的文章，上述所谓的故事中一件也没有出现在该文中。（见《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第298-306页）况且，把兴奋点集中于这类真伪难辨的奇闻轶事显得低俗，结果是亚当·斯密个人生活中善良伟大的一面被冷落。个人生活中的亚当·斯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有一颗美丽、善良和高尚的心灵，是罕见的伟大人物。

   亚当·斯密的一生既与不幸相伴，又与幸运结缘。他还没有出生，父亲便已去世。他很小的时候曾被吉普赛人掠走，幸好被救了回来。他年轻的时候曾爱上一位美丽聪慧的姑娘，却未能喜结良缘。陪巴克勒公爵游学法国期间有两位女士向他示好，又是无果而终。亚当·斯密终生与寡母相依为命，但从未觉得有什么缺憾，让他感到宽慰的是他的母亲、他的书和他在政治上的见解。此外，亚当·斯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总有贵人相助，如巴克勒公爵一家；有至真至亲的朋友相伴，如休谟；有数量众多的仰慕者相随，如一心向学的年轻人。

   真正能够反映和表现亚当·斯密个人生活中人格伟大的是如下事实：他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从事了秘密的慈善事业。“很大一部分”是付出的比例，“秘密”是行为方式，慈善事业是目标，三者合一构成了亚当·斯密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既慷慨地帮助他人，又善解人意地让被帮助者自尊。亚当·斯密投入慈善事业的金额有多大？由于亚当·斯密始终秘不告人，史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简单的估计和对比可以让我们理解到大致的情状。亚当·斯密晚年固定性收入有如下几项：（1）苏格兰海关专员，年薪500镑；（2）苏格兰盐务专员，年薪100镑；（3）作为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从1764年起的年金300磅；（4）到亚当·斯密去世时，《道德情操论》出了六版，《国富论》出了五版，两部著作的出版和再版收入。可统计的四项收入加在一起数额巨大，巨大数额中的“很大一部分”也不在少数。要知道，亚当·斯密曾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年薪是30镑，加上学生的听课费等，年总收入在150至300镑之间。如果我们知道亚当·斯密终生生活俭朴，就更能体悟出他的可爱、可亲和可敬。

   看到上述事实的读者或许会感到疑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定人性自私，在个人生活中又是如此地慷慨大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亚当·斯密确实认为人性自私，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还极力论证，同情他人也是人的本性。人是多面体，多种性质杂揉交织才是真实意义的人。亚当·斯密的行为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只具有逻辑功能性质，由此出发方能理解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但是，要说自私是实体描述性的人具有的唯一性质，并把这种理解强加于亚当·斯密，实在是隔门缝看人，让亚当·斯密真实的形象扭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