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伟曾是芝加哥IT界的传奇，但在1991-1993年间，罗杰伟渐渐下定决心，告别企业家生涯，全力投入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他甚至说因为转向学术，他的人生才开始有了光彩。

2010年，罗杰伟在美国芝加哥的家里。

　　去年（2013年）8月3日早晨，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所在的布鲁明顿市一家餐厅吃早饭时，收到老友蒋人合（Katherine Mino）教授以sad news为主题的邮件，内容是问我知不知道罗杰伟去世了。我大吃一惊，立即回信问她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焦虑地、六神无主地坐在那里等回信。她很快回信来，说是听罗杰伟前妻说的。我再立即给罗杰伟前妻去信，询问详情。随后我离开餐厅，开车返回校园，大概是受到剧烈震撼后头脑不清，竟然两次开进了逆行车道，只好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那里发呆。不能说我没有思想准备，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痛彻心肺。

　　自那以来一年多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年里很多朋友劝我写点什么纪念罗杰伟，我每想起来就止不住难过，不愿涉及这个话题。不过，因为荣新江教授决定以《唐研究》第二十卷（今年年底出版）作为纪念罗杰伟的专号，命我写点介绍罗杰伟的文字，我当然责无旁贷。我把今年6月在芝加哥拷贝的罗杰伟的硬盘文档仔细地过了两遍，又把唐研究基金会的文件过了一遍，总算对过去二十年我自己所经历过的许多事再次熟悉了一次。再过一些日子，就是罗杰伟六十岁的生日了。这个时候追怀老友，别有一种伤痛，就好像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被寒风吹散、无影无踪了。

　　罗杰伟（Roger Ecard Covey），1954年10月25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2013年7月30日病逝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2013年9月2日《纽约时报》刊出讣闻，可汉译如次：“罗杰伟，艺术史家，编辑，作家，翻译家，死于7月30日，享年五十八岁。唐研究基金会会长。遗有儿子尼古拉斯和女儿瑞琼。母亲Cynthia Covey、妹妹Helen Covey Boone、弟弟Robert Covey和继母Mary Kaye Covey都还健在，父亲Robert Covey先已去世。对罗杰伟的吊唁与追思，皆由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唐研究基金会接待。”

　　同样的讣闻也刊在芝加哥的几家报纸上。罗杰伟的一位生前好友给我写信，很疑惑为什么对罗杰伟的介绍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企业家身份。我问了罗杰伟的继母Mary Kaye Covey（她是罗杰伟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后事），她回答说，这是尊重罗杰伟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在人物网站就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上网一查，的确如此，在about.me网站上有他的网页，自我介绍中称自己为“艺术史家，编辑，翻译家”，没有说自己是作家。以罗杰伟的谨慎和认真，他不会说自己是“作家”，而家属加上这个头衔，大概是出于一种把他的人生与其祖父相联系的冲动，罗杰伟的祖父Chester C. Covey（1893-1988）以业余写作著名，而且家人相信正是祖父的影响点燃了罗杰伟心底对于古代中国的朝圣热忱。

　　问题是他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总是不愿意提自己在IT业的辉煌经历，有一次他甚至说：“我平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早点开始学术研究，我浪费了太多时光。”他把他在IT业的成功看作生命的浪费，这和他五十岁以后经常感叹自己的研究难以扩展似乎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各种吊唁和追思文字里，有关他创造IT神话的回忆占了很大篇幅。无论如何，罗杰伟二十岁以后的人生可以大致分成表面上看迥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办软件企业的二十年，第二个阶段是追求学术理想的二十年。

　　罗杰伟的家族（Covey family）没有人从业过教育和研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成功的工商人士，这大概是他从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选择进入企业当销售员的原因。积累了一定的经销经验之后，他到芝加哥大学读了一个MBA。1981年，只有二十六岁的他看准了中小制造业公司对电脑管理的需求，决定自己办一个因应这一需求的系统软件公司。使得他大获成功的“企业计划与控制系统”（BPCS）软件，据说是他在他母亲的餐桌上编写出来的。他创办的系统软件联合公司（System Software Associates, Inc., 简称SSA）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家庭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ERP软件及服务的供应商。随着SSA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急速扩张，罗杰伟成为芝加哥IT界的传奇，他的公司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市场和名声。大概在1989年前后，SSA进入中国，迅速成为最有竞争力的ERP供应商。也就是因此，罗杰伟开始在中国旅行，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并最终迷恋上唐代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弃商从学的念头。这就使得他的人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罗杰伟热爱旅行，似乎发自天性。他旅行过的国家共有七十多个，而在初访中国之前，他已经到过二十多个国家。比如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曾乘坐破旧的大巴，从伊斯坦布尔向东，穿越整个安纳托利亚，进入伊朗高原。1984年结婚后，因为妻子热爱印度艺术，他多次陪同妻子在印度及东南亚国家旅行。到中国大陆之前，他已到过台湾，还有韩国、日本，对东亚可说颇有了解。然而，所有这些旅行都未能触发他改变人生的热情，一直到他1990年来到北京，访问中国改变了一切。1991年，罗杰伟创立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开始向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学术机构捐款。同一年，罗杰伟开始减弱自己在SSA的角色，抽出时间到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读中国艺术史的硕士学位，导师是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1921-2007）教授。范德本晚年最亲密的朋友就是罗杰伟，而他关于中国风景画的著作正是在他去世以后由罗杰伟负责整理和编辑的。

　　罗杰伟的一位好友曾跟我说，他感觉是范德本把罗杰伟带到了通向中国的人生。这个猜想的依据是罗杰伟与范德本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真挚、坚固而持久的友谊。不过，罗杰伟进芝加哥大学投到范德本门下读书，是在他已经对中国发生兴趣之后。罗家伟的家人，比如他的父亲和继母都觉得这是受到了他祖父的影响。罗杰伟本人和他祖父关系很亲密，他收集了祖父的著作，收藏了祖父生前用过的木器加工工具，还收藏了祖父用过的乐器。Chester C. Covey（家人称之为CCC，同事和好友称他Chet）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还热爱旅行，抗战时期到过中国，经常向他的长孙提到中国。我在罗杰伟收藏的CCC的一本散文选集里看到书中所夹的祖父给孙子的一封信，是他祖父在印度旅行时写的，信里比较了印度和别的亚洲国家，特别比较了中国，显然对中国有很高的评价。信里表扬了罗杰伟在土耳其和伊朗的旅行，同时又鼓励他继续向东，进入更神秘更美丽的中国。这是我所看到的来自他祖父影响的直接证据。罗杰伟显然在很多方面深受祖父的影响，比如他喜爱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和早期爵士乐，大概和他祖父关系很大，因为CCC曾是一个业余乐手，组织过一个乐队。他们都热爱阅读，热爱旅行，等等。似乎罗杰伟本人对隔代继承的说法也有点迷信，他让自己的儿子参加海军时，就常常提到他父亲在二战中作为一名海军军官的事迹。

　　影响或许是多方面的，不过罗杰伟如此义无反顾地改变自己的人生，必定另有更深刻更强烈的动力，那应该是他内心深处对学术的向往和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感受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产生了强大的力量，推动他疏远已经取得的成功，转向全新的、他毫无准备的领域。从他的公司雇员和同事的立场看，这种转向最终造成了公司事业的衰落，在经济上给他自己和其他人造成了伤害。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后悔过，他甚至说因为转向学术，他的人生才开始有了光彩。无论如何，正是在1991-1993年间，罗杰伟渐渐下定决心，要告别企业家生涯，全力投入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罗杰伟的。

　　1993年9月的一个午后，我在北大30楼的博士生宿舍与同学聊天时，一位女士敲门进来，说是要找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生，只说有个美国人对丝绸之路有兴趣，要找人谈谈。后来我知道这是罗杰伟委托他公司的中国员工替他寻找一个人处理唐研究基金会的事务，但员工其实并不清楚他的目的。第二天，我随着SSA的一个员工到了公司所在的赛特大厦，见到了清瘦挺拔、目光炯炯的罗杰伟。他那时刚从敦煌回来，正在起草一封给段文杰院长的感谢信，而那个夏天我也恰好去过敦煌，因此谈话可能是从敦煌开始的，随后延伸到中古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我不记得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的英语不够用时，他笑着用中文说“可以用中文”。他那突然而大声的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随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渐渐习惯了、也喜欢上了这种风格独特的笑声。我们谈了大约一小时，他说他要去机场赶飞机，要我和他一起去，在路上还要谈重要的事。在去机场的路上，他才说明当天这场谈话的目的：他需要找一个人帮他处理唐研究基金会在中国的事务。他特别强调，这个基金会的目标是帮助学者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不做普及性和商业性的事情，只服务于纯学术。这个宗旨打动了我，我同意承担这个工作。

　　在我参与唐研究基金会的事务之前，罗杰伟在美国和中国已经以基金会的名义做了不少事情，在中国主要是由SSA北京办公室操持的，没有什么学术性，比如邀请电视剧《唐明皇》的剧组成员访美并给他们颁奖，以及与全国文联合作设立一种奖项，等等。由非学者来主持基金会，必定会做很多与基金会宗旨不相合的事情。罗杰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决定要找一个懂学术的人来。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在基金会文档里看到，他事先设定了选人的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北方人（确保说普通话没有口音），二是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三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上（便于和他交流）。在见我之前，他已经见过好几个人了。大概意识到条件合适的人并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找到，所以他见我的时候，尽管我未能满足三项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却居然就决定让我来为基金会工作。

　　从那时以来，唐研究基金会服务并贡献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在这里不需要缕举基金会资助过的会议、出版、项目等各类学术事业，凡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多年里从事过唐代研究的学者，都多多少少听说过唐研究基金会。不过大家不太清楚的是，罗杰伟本人在基金会的所有重要活动中，都是决策者。虽然他多数情况下会征求我的意见，但他自己的思想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在我看来，他的判断也是非常准确的。面对那么多的申请、建议和推荐，他知道哪些是有学术价值的，哪些是意义不大的。比如他认为基金会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是《唐研究》的创办和连续出版。《唐研究》的成功，固然与主编得人关系极大，而罗杰伟本人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必须全力支持的事项。五年多前，当他开始考虑身后诸事时，就说已经获得国际声誉的《唐研究》必须继续办，“至少要再出五十卷”。

　　夸大唐研究基金会的成绩当然也是不必要的。一个规模很小的基金会，每年十分有限的预算，实际受惠的学术机关和个人必定是屈指可数的。但是我认为唐研究基金会在中国唐代研究界的意义，超越了那些有限的资助、有限的活动和有限的联系。经历过九十年代学术环境的学人，应该记得那时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财政上的窘迫，而且还有学科急剧边缘化所带来的从业者的沮丧和压抑。唐研究基金会在这个时候介入到学科中来，哪怕仅仅是学科中一个很小的范围，以尊重、感激和鼓励的姿态，给研究者带来实际的，或只是精神上的帮助，这种帮助如同水中的涟漪向周边荡漾，甚至感染到唐代研究以外的研究群体。在帮助人文学科走出九十年代那个困难期的各种因素中，中国学者的坚韧、自尊和敬业，以及中国人文学科的深厚传统，固然是最主要的力量，而来自学科以外的许多关怀和爱护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足以令罗杰伟自豪的是，他的唐研究基金会也有一份功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得知他去世的噩耗以后，很多中国学者表达了悲伤之情，很多人都提到要感谢他对中国学术的帮助。

　　罗杰伟自己的研究主要是唐代艺术，在范德本指导下，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唐代金银器的。范德本退休时，罗杰伟向芝加哥大学捐款设立了“范德本杰出服务艺术史教授”（Harrie A. Vanderstappe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rt History）席位，目的是提升芝大的东亚艺术史学科，而芝大并没有辜负这一善意，巫鸿教授接过范德本的教鞭，成为拥有这一称号的讲座教授，并在很短时间内把芝大的东亚艺术史带出一个新局面。不过，对于罗杰伟来说，巫鸿教授所代表的新文化史的艺术史方法，并不是他容易接受的，他更喜欢传统的德国学派那种精细分析、就艺术说艺术的套路。这固然来自范德本的教诲，也和罗杰伟保守的性格有关。这种不协调使他无法在芝大继续博士课程，恰好他的公司面临一些危机，董事会敦请他复出掌舵，他就此没有再读博士学位。

　　虽然回到公司，但罗杰伟已不可能忘情学术，恰恰相反，他的阅读和研究不断扩大范围。也许这种分裂的生活终于影响到公司的决策和运作，使公司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大。我认识他的前五六年，他就挣扎在这两种人生的冲突之中。1999年夏天我们组织了“新西游记”考察团，从北京驾车经西北各省，由青海入藏。一路上，罗杰伟一直用手机和美国那边联系，有时进行激烈的争吵。到拉萨以后，这种争吵似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终于，就在我们按计划启程前往阿里的前一天，他说他必须回美国。我送他去拉萨机场的路上，他痛苦地说绝对不应该重回公司，而且表示他会很快彻底退出工商，专心做研究。半个月后，当我们从阿里高原下到塔里木盆地时，罗杰伟又从芝加哥赶到和田与我们会合，要继续接下来向东经河西走廊返回北京的旅程。不幸的是，我们在且末沙漠里遭遇车祸，“新西游记”戛然而止。我养伤半年多才回北京，他知道后很快也来北京，告诉我，他已经离开公司，终于获得自由，开始撰写那篇后来以《金银器说铃》为题发表在《唐研究》第十卷的论文。

　　以《金银器说铃》为开端，罗杰伟后来写的几篇论文的共同之处，就是指出当前中国艺术史叙述框架某些领域（比如金银器）所依据的一些标准器，主要是那些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从神秘途径流入欧洲和美国，如今收藏在各大博物馆里的著名器物，都存在极大的疑问，甚至可以说就是赝品。虽然罗杰伟做了不少令人吃惊的细部比较和分析，但总体上他的研究在艺术史界并没有得到很多同情，这当然跟他与学术主流的疏远隔离有很大关系。尽管罗杰伟并不气馁，一直坚持自己的路数，但他五六年前也感慨过自己在艺术史研究方面难以取得预期的成绩，原因就是过去浪费了太多时间去经营公司。

　　罗杰伟的个人生活，以中国的家庭观来看，也许不是很成功的。他和前妻领养了两个孩子，儿子尼古拉斯是在美国领养的，女儿瑞琼是从江西一所孤儿院领养的。一开始他还坚持让瑞琼保持中国国籍，后来因许多实际问题不得不改为美籍。他喜欢带着孩子到世界各地旅行，家里墙壁上有一张很大的地图，上面涂满了代表他们足迹的小星星。但他的婚姻并不美满，而且离婚的过程复杂又痛苦，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虽然他后来也交了女朋友，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但对方都没有再组家庭的意愿，而他自己很想认认真真成个家，至少六七年前是这么想的，那时跟我谈过好几次。近十年来，我和他聊天常有涉及个人生活的话题，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他美国的家里，他都给我寂寞孤独的印象。但他对子女的爱实在让我敬佩。尼古拉斯有阅读障碍，罗杰伟花了很多时间帮助孩子。最近我整理他的个人文件，见到一封他写给尼古拉斯所在小学的老师的信，信中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帮助孩子准备好迎接未来更重要的了。

　　我只在北京见过罗杰伟的父亲Robert E. Covey，那是十年前罗杰伟带他来的。我们一起在北大和颐和园闲走，听老人家讲他所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他以美国海军上尉军衔在地中海指挥一艘炮艇，1944年在西西里住过一段时间，似乎那是他最喜欢聊起的过去。对罗杰伟来说相当重要的是，正是在西西里的一次访古，Robert参观了西西里大公罗杰二世（Roger II，1095-1154）的墓地，引发了他对这位中世纪贵族的兴趣，十年后他给自己刚刚出生的长子取名Roger。然而不幸的是，罗杰伟竟然与罗杰二世一样享年不永，都在五十九岁前后弃世。

　　罗杰伟生前的最后两三年，家人和朋友都知道他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他常常更改早已确定的日程，而且都是医疗方面的原因。我们问他到底有什么不对头，他总说是小问题，很快就好。家人至今不知道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医生说病人要求不对任何人披露。我猜他是在2009年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疾病的。那年夏天，按照一个老传统，他，我和另一个老朋友，香港的林保照（Mark Lam），一起旅行到云南，在丽江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很郑重地问我，他死了以后基金会怎么办。此前这个话题从未出现过，此后却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话和邮件里。从那以后，我每次见他都觉得他更瘦了。特别是2012年9月底我在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他开车从芝加哥过来相聚，我都怀疑他在初秋的凉风里难以站稳。当年11月初我们在北京再见面时，我觉得他比两个月前又瘦了不少。林保照从香港赶来见面，我们约定春节时三人再一起到澳大利亚。罗杰伟自己很认真地拟定计划，反复用邮件发给我们新版本的日程，可是春节将近时却忽然没有了动静。我去信问他，过了几天他回信说，他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如约成行。他还加了一句：我们三个人一起旅行的传统，就要到此结束了。

　　2013年5月底，我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会，特地把一本书交给同样来参会的艾安迪（Andrew Eisenberg），请他回芝加哥后交给住得不远的罗杰伟，其实是借此了解他的身体情况。后来我知道，艾安迪没有见到他。2013年夏，我去印第安纳大学之前，给他写信说我想在芝加哥稍停，去看看他。他回信说，他现在不便见我，但他会在10月到北京来。可是我怎会知道，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瑞琼写信给我解释，她7月23日回家才发现父亲中风躺在地上，送到医院已经太迟，昏迷不醒，一周后医生说他事实上已经脑死亡，于是家人同意停止抢救。瑞琼说，她是看着仪器显示父亲的心脏减缓并最终停止了跳动。中风是他弃世的直接病因，但造成他身体急速衰弱的真正原因，家人和朋友至今还不了解。

　　遵照罗杰伟的遗嘱，尸体很快火化，没有举行仪式。到今年6月，骨灰安葬于芝加哥北郊的Graceland墓地，一所美丽安静的花园墓地。安葬的那天，举行了一个小型的memorial service，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追思会”。盛着罗杰伟骨灰的石罐被放进小土穴之前，先放了一小袋土到穴内。后来我得知这是专门从得克萨斯州取来的一袋土。罗杰伟在俄亥俄州出生时，产床下面也专门铺了一层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土。骨灰罐下面的这一点得州土壤，使得他完成了出生与长眠都在得克萨斯土地之上的人生。可是据我所知，他的家庭从曾祖以下都没有人与得州有任何联系，何以会有这样一个做法，我一点也不懂。追思会上家人和生前好友陆续致辞，我也有一个不到十分钟的发言，我重点讲了罗杰伟的唐研究基金会对中国学术事业的贡献，以及对罗杰伟本人的意义。按照我的理解，罗杰伟把唐研究基金会视作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所以他在遗嘱里把主要的财产都留给了基金会。

　　追思会上，有人讲到罗杰伟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特别在最初接触时，但一旦他把你接纳为朋友，你就会在一生的时间里体会到他的热忱和忠诚。这话就像是替我说出的一样，但让我来当众描述我和他之间二十年之久的友谊和友情，我一定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然而那一天不是应该发泄悲伤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把他当作仍然活在我们身边的一员来谈论，英文说celebrate，不能用眼泪和悲哀来表达。那天艳阳高照，蓝天澄澈，我知道罗杰伟特别喜欢这样的天气，他一定很高兴他的家人和好友在这样的好日子里，在静谧美丽的墓地，一起笑着，聊有关他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