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熟悉的,写相信的
□刘心武
文汇报 2014-7-13
“那件事,你就不要问了。”林大哥听说我要去成都,笑呵呵地嘱咐我。
怎么可能不问呢?当时只觉得那是一桩趣事:1961年,五十七岁的艾芜领着三十八岁的林斤澜和一位三十郎当岁的女作家,一起到云南体验生活。艾芜年轻的时候曾从云南浪迹缅甸、马来西亚,1932年出版了根据那段生活写成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南行记》,三十来年后他旧地重游,领着林大哥和那位女作家抵达中缅边境,住下来观察体验世道风气的变化,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林大哥那时候是初到云南边陲,满眼新景,满心欢喜,一天夜晚与艾老对酌,把酒论文,胸臆大畅,酒后精力充沛,遂取傣族长刀,在大榕树下舞动起来,那本也是文人浪漫常态。没曾想,回到北京,那位女作家竟向中国作协举报,说那天林斤澜表现异常,有越境叛逃之嫌。作协立即展开调查,首先当然是询问艾芜,艾芜担保林斤澜绝无叛逃境外之想法,更无丝毫相关的可疑举止。那位女作家,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觉得自己的怀疑举报,正体现着“阶级斗争的弦应随时绷紧”的义正品质。
1986年秋天,我以《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的身份到成都组稿,特别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分别去拜访景仰已久的老作家沙汀和艾芜。说实话,去见他们,约稿倒在其次,主要是欲一瞻风采,并从言谈话语间,捕捉些创作经验。他们都是1904年出生的,与我父母正好同龄,那一年都已经八十二岁了,执笔自然已经有些困难,但思维依然条清缕晰,谈吐兴致盎然。
那时沙、艾二老都住在成都作协的宿舍大院里,家中朴素无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令我眼睛一亮镶嵌在记忆里,但他们本人都却仿佛充满气根的大榕树,给我留下独木亦可成林的深刻印象。
头天下午是去拜访艾老。我告诉他自己非常喜欢《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也看过他到鞍钢体验生活写成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他笑道:“你怕不喜欢啊。你知道吗?我原来还打算写个修造十三陵水库的长篇哩,素材一大堆,提纲都有了,终究还是放弃了。”我开头有些拘束,艾老平等地跟我交谈,蔼然可亲,随意而又真挚,我也就渐渐放言不羁。聊到川籍作家,我们都推崇李劼人,艾老说:“你看《死水微澜》多圆熟,《暴风雨前》也不错,到《大波》,就好比绣工虽好,裂成片片,不成整幅了。”于是归纳道:“作家还是要写熟悉的东西。”我回忆起读过的老作品里,有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写加入和离开黄埔军校的故事,还有穗青的《脱缰的马》,写抗日时期一个逃兵归队的故事,还有欧阳凡海的《无辜者》,写底层包括穷困的知识女性生存的艰难,看得出,这些作家写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因为熟悉,所以生动。但是艾老又说,这些作家,大都一部力作之后,就沉寂了,因为作家总写自己,总写自己所熟悉的,会写空的,因此作家去自己小世界之外的大社会里,体验大时代的新东西,也就实在必要。问题是,往往又会遇到问题。那问题是什么?他只含蓄地告诉我:“要写相信的。”后来我常常回味艾老的这话。再读《大波》,我就悟出,本来李劼人是可以还像《死水微澜》那样,写显微镜下看到的真实,但是执笔整理《大波》时,就仿佛有无形的手,非要他写出大全景,道出“历史规律”,他就为难了,他只能有限度地写,“写相信的”,拿不准的,不相信的,就回避,于是文本就碎片化了,真的很可惜。回顾我自己的写作历程,真真惭愧至极。1977年之前,写熟悉的、相信的甚至独力思考的文字不是一点没有,但发表都极难,于是为了追求公开发表,就去写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那天跟艾老交谈甚欢,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觉得艾老有疲惫之态,赶紧告辞。但是走出院门以后,猛然想起,竟忘了问及那年林大哥边境小村月下舞刀的公案,难道单为这事,再去叨扰艾老吗?遗憾!
第二天下午去拜访沙汀。艾芜原名汤道耕,沙汀原名杨朝熙,沙汀这个笔名,应该是“砂丁”的意思,砂丁也就是矿工,在“劳工神圣”口号响彻神州的大革命时代,取这样的笔名再自然不过。沙老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原来见到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就觉得资格了得,比起沙老来“三八式”却得算是后进了。艾芜和沙汀同年出生,是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1931年在上海邂逅,抵足而眠,彻夜论文,并且联名给鲁迅写信就小说创作题材讨教,鲁迅先生很快给了他们回复,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篇章。但是我是直到近年才知道,艾芜这个笔名的取意,却是来自胡适的一句箴言:“人要爱大我,也要爱小我。”艾芜应是“爱吾”的谐音。比起“砂丁”自居,“爱吾”的命意确实颇为“布尔乔亚”(小资),这恐怕也是艾芜直到沙汀党龄已经逾半个世纪后,才入党的一个原由吧。
艾老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清癯儒雅。我以为沙汀会具有我想像中的老革命风范,谁知见到了,交谈了,却越来越觉得他像是成都茶馆里的普通老人。他知道我生在成都,问我重回成都的印象,去没去茶馆的旧竹椅上坐坐?结果我准备请教他的文学创作问题竟都没有来得及提出,倒是一起津津有味地聊起了成都风情。我说我在望江亭露天茶座,看到几个掏耳朵的师傅游弋在茶座间,有的茶客就招呼那师傅给掏耳朵,那么长的耳挖子,师傅专注得歪起嘴巴,顾客受用得眯起眼睛……沙老就笑:“对头,对头。”我说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淘金记》,里头有个何寡妇,记得在他笔下,就特别写到发髻上插个耳挖子,有时候还要取下来用一下,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只是不记得那耳挖子是银的还是锡的还是别的什么材质的了,沙老也不澄清我的模糊回忆,只是说,写现实主义的小说,就是要注重细节,要逼真的细节,缺了这个,拿概念来搪塞,胡乱想像,那都是不行的。回想沙老的那些作品,白描的功夫了得,真个逼真到家!
那年从成都回到北京,我就准备第二年杂志的改版,谁知常务副主编的身份刚转换成主编,新的杂志甫出,就酿成一个事件。哪里还顾得整理拜访沙、艾二老印象。又过两年,居然有人诬告我要叛逃。不论我走红还是倒霉总对我关照的林大哥感叹:“有的人对别人的想法就那么阴暗。你现在遇到的更是荒诞,恐怕是还有私心。”更滑稽的是,一前一后诬我们要越境叛逃的,一度竟又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而他们亲密时,林大哥和我对他们则都十分友善。
二十八年过去,今天才终于从容地把拜访沙、艾二老的情形追记下来。沙、艾二老1904年同生于成都附近,又同于1992年仙逝,一个自命矿工,体现出亲和社会脊梁的霞色理想,一个既爱大我即族群,也珍惜自我保持尊严,他们交融互补,是文学史上必将永镌的双子星座!
2014年6月27日写于温榆斋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8-22 18:19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