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熟悉的，写相信的 　　

□刘心武

文汇报 2014-7-13

　　“那件事，你就不要问了。”林大哥听说我要去成都，笑呵呵地嘱咐我。
　　怎么可能不问呢？当时只觉得那是一桩趣事：1961年，五十七岁的艾芜领着三十八岁的林斤澜和一位三十郎当岁的女作家，一起到云南体验生活。艾芜年轻的时候曾从云南浪迹缅甸、马来西亚，1932年出版了根据那段生活写成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南行记》，三十来年后他旧地重游，领着林大哥和那位女作家抵达中缅边境，住下来观察体验世道风气的变化，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林大哥那时候是初到云南边陲，满眼新景，满心欢喜，一天夜晚与艾老对酌，把酒论文，胸臆大畅，酒后精力充沛，遂取傣族长刀，在大榕树下舞动起来，那本也是文人浪漫常态。没曾想，回到北京，那位女作家竟向中国作协举报，说那天林斤澜表现异常，有越境叛逃之嫌。作协立即展开调查，首先当然是询问艾芜，艾芜担保林斤澜绝无叛逃境外之想法，更无丝毫相关的可疑举止。那位女作家，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觉得自己的怀疑举报，正体现着“阶级斗争的弦应随时绷紧”的义正品质。
　　1986年秋天，我以《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的身份到成都组稿，特别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分别去拜访景仰已久的老作家沙汀和艾芜。说实话，去见他们，约稿倒在其次，主要是欲一瞻风采，并从言谈话语间，捕捉些创作经验。他们都是1904年出生的，与我父母正好同龄，那一年都已经八十二岁了，执笔自然已经有些困难，但思维依然条清缕晰，谈吐兴致盎然。
　　那时沙、艾二老都住在成都作协的宿舍大院里，家中朴素无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令我眼睛一亮镶嵌在记忆里，但他们本人都却仿佛充满气根的大榕树，给我留下独木亦可成林的深刻印象。
　　头天下午是去拜访艾老。我告诉他自己非常喜欢《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也看过他到鞍钢体验生活写成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他笑道：“你怕不喜欢啊。你知道吗？我原来还打算写个修造十三陵水库的长篇哩，素材一大堆，提纲都有了，终究还是放弃了。”我开头有些拘束，艾老平等地跟我交谈，蔼然可亲，随意而又真挚，我也就渐渐放言不羁。聊到川籍作家，我们都推崇李劼人，艾老说：“你看《死水微澜》多圆熟，《暴风雨前》也不错，到《大波》，就好比绣工虽好，裂成片片，不成整幅了。”于是归纳道：“作家还是要写熟悉的东西。”我回忆起读过的老作品里，有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写加入和离开黄埔军校的故事，还有穗青的《脱缰的马》，写抗日时期一个逃兵归队的故事，还有欧阳凡海的《无辜者》，写底层包括穷困的知识女性生存的艰难，看得出，这些作家写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因为熟悉，所以生动。但是艾老又说，这些作家，大都一部力作之后，就沉寂了，因为作家总写自己，总写自己所熟悉的，会写空的，因此作家去自己小世界之外的大社会里，体验大时代的新东西，也就实在必要。问题是，往往又会遇到问题。那问题是什么？他只含蓄地告诉我：“要写相信的。”后来我常常回味艾老的这话。再读《大波》，我就悟出，本来李劼人是可以还像《死水微澜》那样，写显微镜下看到的真实，但是执笔整理《大波》时，就仿佛有无形的手，非要他写出大全景，道出“历史规律”，他就为难了，他只能有限度地写，“写相信的”，拿不准的，不相信的，就回避，于是文本就碎片化了，真的很可惜。回顾我自己的写作历程，真真惭愧至极。1977年之前，写熟悉的、相信的甚至独力思考的文字不是一点没有，但发表都极难，于是为了追求公开发表，就去写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那天跟艾老交谈甚欢，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觉得艾老有疲惫之态，赶紧告辞。但是走出院门以后，猛然想起，竟忘了问及那年林大哥边境小村月下舞刀的公案，难道单为这事，再去叨扰艾老吗？遗憾！
　　第二天下午去拜访沙汀。艾芜原名汤道耕，沙汀原名杨朝熙，沙汀这个笔名，应该是“砂丁”的意思，砂丁也就是矿工，在“劳工神圣”口号响彻神州的大革命时代，取这样的笔名再自然不过。沙老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原来见到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就觉得资格了得，比起沙老来“三八式”却得算是后进了。艾芜和沙汀同年出生，是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1931年在上海邂逅，抵足而眠，彻夜论文，并且联名给鲁迅写信就小说创作题材讨教，鲁迅先生很快给了他们回复，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篇章。但是我是直到近年才知道，艾芜这个笔名的取意，却是来自胡适的一句箴言：“人要爱大我，也要爱小我。”艾芜应是“爱吾”的谐音。比起“砂丁”自居，“爱吾”的命意确实颇为“布尔乔亚”（小资），这恐怕也是艾芜直到沙汀党龄已经逾半个世纪后，才入党的一个原由吧。
　　艾老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清癯儒雅。我以为沙汀会具有我想像中的老革命风范，谁知见到了，交谈了，却越来越觉得他像是成都茶馆里的普通老人。他知道我生在成都，问我重回成都的印象，去没去茶馆的旧竹椅上坐坐？结果我准备请教他的文学创作问题竟都没有来得及提出，倒是一起津津有味地聊起了成都风情。我说我在望江亭露天茶座，看到几个掏耳朵的师傅游弋在茶座间，有的茶客就招呼那师傅给掏耳朵，那么长的耳挖子，师傅专注得歪起嘴巴，顾客受用得眯起眼睛……沙老就笑：“对头，对头。”我说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淘金记》，里头有个何寡妇，记得在他笔下，就特别写到发髻上插个耳挖子，有时候还要取下来用一下，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只是不记得那耳挖子是银的还是锡的还是别的什么材质的了，沙老也不澄清我的模糊回忆，只是说，写现实主义的小说，就是要注重细节，要逼真的细节，缺了这个，拿概念来搪塞，胡乱想像，那都是不行的。回想沙老的那些作品，白描的功夫了得，真个逼真到家！
　　那年从成都回到北京，我就准备第二年杂志的改版，谁知常务副主编的身份刚转换成主编，新的杂志甫出，就酿成一个事件。哪里还顾得整理拜访沙、艾二老印象。又过两年，居然有人诬告我要叛逃。不论我走红还是倒霉总对我关照的林大哥感叹：“有的人对别人的想法就那么阴暗。你现在遇到的更是荒诞，恐怕是还有私心。”更滑稽的是，一前一后诬我们要越境叛逃的，一度竟又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而他们亲密时，林大哥和我对他们则都十分友善。
　　二十八年过去，今天才终于从容地把拜访沙、艾二老的情形追记下来。沙、艾二老1904年同生于成都附近，又同于1992年仙逝，一个自命矿工，体现出亲和社会脊梁的霞色理想，一个既爱大我即族群，也珍惜自我保持尊严，他们交融互补，是文学史上必将永镌的双子星座！
　　2014年6月27日写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