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人民画报记者 李舒亚  摄影 本刊记者 王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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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诩的文人、“粗通建筑”的“业余建筑师”，却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有建筑“诺贝尔奖”之称、公认的全球最有分量的建筑奖项）的中国人。王澍是怎么做到的？

孤傲的异类

“对我来说，现在最困难的事是，怎么能让大家找不着我时不要太不高兴。”王澍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烟雾。

黑T恤、黑裤子、黑皮鞋，配上圆脸、寸头、黑框眼镜和满身的书卷气，49岁的王澍一幅标准的文艺中年范儿。他一向自诩，自己首先是个文人，其次才是建筑师。哪怕一堆钱摆在他面前，只要项目理念不能认同，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会拒绝。他称这是“文人的风骨”。

不过，在获得普利兹克奖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想找他，也从未有这么多奖想要授予他。此前的王澍，总被贴上“异类”的标签。

大学时代，他长发飘飘，言辞激烈，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据一位当年他在东南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回忆，每次在学校长廊里碰到他，都像是迎面走来一把带着寒气的刀。

刚上大二，王澍已公开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大三，他拒绝画老师布置的漂亮的商业效果图，认为纯属为博取甲方好感，毫无实际意义，为此还带着同学跟老师谈判，赢得全系历史上首次“造反胜利”，老师从此同意学生可用任意形式表达设计意图。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租住在紫金山下农民的房子里，过起“山野村夫”的生活。

若非要给王澍如此“彪悍”的大学生涯寻找一个解释，他入校时有机会聆听校长训话是可能性很高的答案。当时的东南大学校长钱锺韩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他说，真正的好学生是会独立思考、懂得挑战老师的学生，而不是只会听话、拿高分、迷信老师的学生。王澍说，这是他永生最难忘的一课。

大学只花了一年时间，王澍就觉得把老师们“看明白了”。他开始进入自学状态，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康德、黑格尔，也读成堆的中国古代经典。在那些故纸堆里，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中，他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入了迷。他模糊地感到，在那个被今人打碎了的旧世界里，或许蕴藏着许多遗失的卓越智慧。

于是，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年轻人争相研究西学、以先锋为荣的气氛里，王澍成了大家眼中的“怪物”。大家午睡时，这个“怪物”在练书法。大家复习功课时，这个“怪物”拉着另一个“怪物”津津有味地品评中国古代绘画。然而，这个“怪物”画画功夫一流，建筑设计作业颇具创意，常得到老师的高分，又成为同学们膜拜的对象。尽管如此，作为建筑系学生，王澍开始对国内普遍简单模仿西方的建筑学体系产生质疑。

硕士二年级，24岁的他写下没有刊物愿意发表的长文《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到导师齐康，整个中国近代建筑界的大师都被他批了一遍。他认为他们单一地用西方体系来理解中国建筑文化，遗失了中国建筑自身的脉络。

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名《死屋手记》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论文副标题是“空间的诗语结构”。这次，他批判的是整个现代建筑，认为它们“功能主义”，闻不到精神的味道，造成人性和灵魂的丧失。答辩过程，他与评审老师辩论激烈。虽然答辩获全票通过，但因王澍答辩后未按要求修改论文，最终，他没能拿到硕士学位。

当年心高气傲的王澍表现出不太在乎的姿态：“人家颁给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三次他都拒绝了，我拿不到一个学位算啥？”

整个青春期，王澍基本以“反叛者”形象出现。但是，或许另一位当代著名的建筑师刘家琨是真正懂得王澍的人，他曾在一篇评论王澍建筑的文章中说：“王澍是太严肃太认真，不愿不求甚解，不愿人云亦云，他是因为打破了砂锅才被人当作异类。”

蛰伏的世界

1988年，没拿到硕士学位的王澍，来到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下称国美）环境艺术研究所工作。本来，他还获得了广州美院的邀请，但相比经济活跃的广州，他觉得，烟雨江南的气质更适合自己。

为了不沾染行内的习气，也为了探究实际建造的经验，王澍那时的工作以旧建筑改造为主，他以纯粹建筑的手段去做，和那时一般的装修手法相当不同。留存至今的王澍早期建筑作品之一，是1989年建成的海宁青少年宫。他设计了一个镂空的巨大红色立方体，嵌入白色建筑主体中央，据说是受田壮壮执导的电影《摇滚青年》中一群少年在故宫午门广场跳霹雳舞的启发。在多数建筑“规规矩矩”的年代，不少人无法接受这个“怪物”，一位海宁市的团口领导直接称其为“毒气工厂”，王澍听了不怒反喜，夸这词儿用得好。

虽然没多少大项目，但王澍喜欢成天泡在工地上。小时候，他那职业是小提琴演奏家的父亲，在家几乎不拉琴，而是成天饶有兴味地做木工，他的姥爷是工人中级别最高的“八级木工”，受他们影响，王澍从小埋下了对手工感兴趣和尊重匠人的种子。他每天乐此不疲地看工人如何钉进每一根钉子，怎么让每一块木头成型，怎样将不同材料搭接。他常在工地现场画设计图，用自己发明的方式，画得让工人一看就懂，边画边和工友们一起吞云吐雾。

有一个场景王澍印象深刻，一天，大家围成一桌吃饭，谈得欢畅，他猛一抬头，发现每天在自己身边的基本都是农民工，他这个硕士毕业生正混迹于社会意义的最底层。不过，王澍更愿意称他们“工匠”，和他们在一起，他对建造过程的了解渐深，积累下丰富的建筑语言，找到了活着的中国建筑传统。

1992年，中国迎来经济发展的“春天”，全国掀起大拆大建的房地产热潮，王澍却萌生退意。面对大量、快速的建造，他感到，有些问题需要想清楚。

于是，在很多同龄人忙着出国、忙着赚钱时，王澍却索性连工资也不要了，和妻子租住在西子湖畔灵隐寺附近一位茶农家，生活来源主要靠妻子，自己偶尔打点零工，小赚一笔。他跟一位友人讲，“这个时代钱太多，但不属于我。”

王澍常说，妻子陆文宇是他的人生导师。她是王澍在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师妹，在新疆长大，性格温润，虽曾在大型设计院工作多年，主持过一些大项目，但她的志趣不只在工作，更喜欢从闲逛、喝茶、会朋友之类的生活小事中获得乐趣。她常在王澍正严肃地思考某个哲学问题时，突然提醒他欣赏路边的一朵小花。至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她，常梳一条麻花辫，不施粉黛，一袭素衣，言谈举止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曾经的王澍像一张时刻紧绷的弓，在妻子的影响下，这张弓渐渐松弛下来。他可以一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西湖边游荡，晒太阳，看远山，或者花一整个下午看雨怎么下。王澍天生是敏感的，小时候，每年寒暑假他都有两次乘火车往返于新疆自己家和北京姥爷家的长途旅行，他可以连续几天一动不动地坐着，安静地看车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感觉“好像有什么被吸收成身体的一部分”。

在西湖边隐居的日子，王澍感到“心性得到了滋养”，领悟到“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从前，他可能憋半天却总感觉图画得不对，而当他彻底放空时，突然有灵感闪过，只需提起笔，想要的东西就自然地流淌出来。

王澍朦胧地醒悟，他一直想要追寻的那种建筑，那种“生活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空间里的感觉”，用急切的心态，通过简单的摹仿，很难做到。只有享受蛰伏，让内心静下来，像中国古代文人一样去看世界，去体味生活，才有可能实现。

“蛰伏的世界很精彩。”说起这段往事时，王澍正带着本刊记者参观其新作“水岸山居”，他有意走入一段阴影，笑着说：“看，我现在就在蛰伏的世界，别人看我好像在阴影里，其实我乐在其中。”

业余的建筑

1995年，王澍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重新“入世”。1997年，仍博士在读的他与妻子陆文宇共同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

王澍一向说，他不做“建筑”，只造“房子”，即业余的建筑。“业余”是一种态度，以“建筑不就那么点事”的轻松，代替正襟危坐、卯足劲要干点什么的严肃，同时带有针对主流“专业”建筑的实验性、批判性，“强调自由比准则有更高的价值”，强调建筑对社会的责任和良心。“业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只为兴趣而做，不掺杂功利，没有上下班时间，可随意地开工或停工。“业余”还是一种价值观，当王澍背包在中国各地旅行，他发现，一些没有建筑师的民间建筑反而更打动他，那种“扎根于生活的朴素和自然”，正是他一直想要的。“好房子，就是让自然像它该是的样子。”他对本刊记者说。

成立工作室的同一年，王澍获得了一个彻底自由地整理过去十年思考和实践“业余建筑”的机会，那是在多年居无定所之后，他终于拥有第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尽管使用面积只有约50平方米，但他决心在那“玩具般大小”、夹在两块水泥板之间的空间里，试着造一座虽没有天空，没有花卉树林，却能让他“从世俗的忧烦和日常劳累里避嚣”的属于中国文人的园林。

在整个屋子最早被照亮的地方，也就是朝南的阳台，他造了一座“亭子”；所有门和非承重墙被拆除，形成迷宫一样交叉的小径；透明的厕所向客厅开放，提醒人们“生活是什么”；一张硕大的写字台，底座严格参照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结构建造，像个真正的建筑；客厅里唯一的椅子是座“可以坐的建筑”，还有八盏木制灯具，是八间“不能住的房子”。

这次“造园”于王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顿悟。他想通了中国人常说的“见微知著”的道理，从此可将在50平方米空间里的建筑语言，转译到9600平方米的空间里去，这就是2000年建成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这座依山傍水的“白色盒子”因其独特的造型、诗意的环境受到大学生喜爱，又因其显而易见的专业深度引起国际建筑界的关注，成为第一个真正使王澍声名鹊起的作品。

然而，同年，王澍的博士论文《虚构城市》又遇到麻烦，满篇艰涩的思辨，比他的硕士论文更令人一头雾水，不少评审老师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王澍却说：“大家都看得懂，等于我什么都没说，说明你写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了。”国美院长许江是少数能看懂的人之一。他视王澍为“诗性上的同道”，执意邀请王澍毕业后到国美创办建筑系。

当时，王澍已在专业圈子内小有名气，但和从前一样，外界对他的质疑、贬损从未停止。但王澍对此从不在意,也总有一些朋友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到国美后，沉寂多年的王澍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他身上曾经露骨的锋芒已抹去大半，但骨子里的傲气从未改变。他的“业余建筑”和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拔地而起的绝大多数建筑都不太一样，为此遭遇冲撞和非议也在所难免，但他不会再动不动拍案而起，而是从妻子陆文宇那里学会了更为柔和的应对：“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王澍曾遇到项目甲方对他咆哮:“你怎么能在我们这么现代化的‘小曼哈顿’，做一个这么脏、这么旧的博物馆？”但王澍最终说服了甲方，将上百万块旧城改造中积累下的“有着唐宋元明清痕迹”的旧砖瓦和陶片，砌在了这个城市的中心。这座博物馆建成开馆的那天，访问人数突破预计的三倍多。当地一位71岁的老人常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去看，还带许多亲友去看，说从中找到了过去家乡熟悉的影子。

在讨论杭州“南宋御街”改造方案的市政府会议上，有人说，这条破旧的老街就是一堆“大破烂”，言下之意，应和多数中国的旧城改造一样，全部拆了重建。王澍慷慨陈辞：“这条看似破烂的街道，恰是杭州最有灵魂的部分。这不只是有一条老街要保护，这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在答应接手这个改造项目前，王澍跟杭州市政府约法“六章”，其中包括“住户不得强制迁走”、“不做假古董”。最终，他花了三年时间，在未强制迁走一户居民的前提下，将这条曾破败不堪的传说南宋皇帝走过的路，改造成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

十年间，王澍“埋头苦干”，完成了不到十个“房子”。他将宁波废弃的航运大楼改建成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可让船停靠的美术馆；他用五种不同建筑类型和建造工艺建成宁波“五散房”，试图探索如何建造中国气质的现代建筑；他在至今唯一做过的商业住宅项目“钱江时代”中，于垂直的塔楼里辟出大量公共区域，每户都有前院后院，试图找回业已逝去的居住方式和邻里关系……这些如今已国际知名的“房子”，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也招致相当多的争议。王澍化用了孔子的话来回应：“水平特别高的人说好就好，水平特别低的人说好就不好。

文人的情趣

如果说建筑是王澍作为文人书写的方式，那么，占地800亩的国美象山校区可以说是他的文人情怀最集中的展现，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夏日的清晨，漫步在这座环山临水的校园，主干道两旁是成片的高粱、向日葵，河边的芦苇荡在微风中招摇，点缀着红色小花的绿色藤萝爬满了每一幢建筑的外墙。青蛙在池塘边跳来跳去，一只松鼠在屋顶“嗖”地不见了踪影，农民赶着一群大白鹅从那被王澍开满了不规则窗洞的学生宿舍楼前走过……“与自然融合”是王澍一贯的建筑追求，他说在进行设计时，“有时甚至会分不清，哪部分是建筑，哪部分是景观。”

自然古朴的田园气息，或许很多地方也有，但世界上可能再找不到第二个“园子”，能同时集合着这么多充满趣味的既中国又现代、既搭配和谐又构造迥异的建筑，有的像古代山水画中的山峰一样连绵起伏，有的仿佛从水中生长出来。

由旧砖瓦和陶片组成的“瓦爿墙”、具有江南特色的竹片清水混凝土墙等，已成为王澍标志性的建筑语汇，在此一样被大量使用，还有倾斜的屋檐、竹制的围栏、厚重的木门……王澍说，他喜欢那些旧砖瓦带着的时间和雨水的痕迹，也喜欢那些看似粗糙、接近天然的材料带来的朴素的趣味，“朴素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价值观”，而且它们造价低廉，易于维护。

进入建筑内部，许多细长的窗户不规矩地、高高低低地错落着，使人无法忽略它们的存在，从每一扇窗、甚至同一扇窗的不同方向看出去，见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楼梯往往像迷宫一样，很可能通往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时看上去有路的地方，走到尽头才发现是面断墙；有时相连的两级楼梯，高度会突然变化，这绝不是施工失误，而是王澍有意的设计：“你知道你有脚了吧！”

在王澍的建筑中，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哲学意味，带着顽童一样的调侃。对他的建筑最集中的批评就在于——功能服从于形式和思想，有时候会让使用者不那么舒服和方便。但王澍喜欢中国古代园林中“两条线索”的思路，“主干道”是完全合乎规范的纯功能性线索；但另有一条调侃性的“哲学小道”，作为一种情趣。他曾写道：“正是情趣，在一开始决定你所建造的世界是平衡还是躁动，是深邃还是粗浅，是静寂还是喧嚣。”

王澍常戏言，他是“17世纪出生的人”，不小心活在了现代。他自认为，能理解至明清之交的中国文化，再往前，“一层比一层高，无法轻易企及。”

他每天花很多时间临摹古人书法、刻印章和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画。他酷爱读书，读各种古今中外的书，从白居易、苏东坡、赵孟頫、李渔、童寯到柏拉图、博尔赫斯、罗兰·巴特、卡尔维诺、柯布西耶……他们就像是他的老朋友，常出现在他的言谈或文章中，他通过在书中与他们“神交”找到强烈的共鸣。

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不同，王澍还懂工艺，用他的话说“粗通建筑”。于是，无论品读诗书画，还是看不同的风景，王澍的脑子里常装着“建筑”二字。最终，无论是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画面、钟繇《宣示表》的书写方式，还是绍兴青藤书屋的宁静气息、杭州六合塔与山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融会在了王澍的建筑中。

王澍说，象山校区给了他一个机会去“造一个世界”。他希望，“这个世界甚至有自己的时间和世界观，是一个融化在自然里、思想飞扬、诗意盎然的地方。”

他花了三个月思考，只用四个小时就画完了设计草图。画图时，他想象着一只鸟从屋檐上飞起，一扇门被费力地推开，一个人站在建筑中的某个位置回望象山，三五好友正在楼顶的天台上赏月……这是王澍常用的设计手法：不是在设计建筑，而是在设计生活。

王澍的作品逐渐引起国内外建筑界的关注，陆续斩获了一些国内外的建筑奖项，但直到2012获得普利兹克奖，才真正使他名声大噪。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说：“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基于传统还是只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乃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对于获得“普奖”，王澍说：“没想到这么快。不过，我确实做得挺好的啊。”

很快，更多的奖项接踵而来。美国《时代》周刊还将他选为2013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当选理由是，“在一个世纪的老建筑可以在短短几天内消失的时代，王澍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建筑没有抛弃它的过去。”

王澍发现，质疑他的声音少了，想找他的人多了，但他只能有选择性地偶尔配合，至多把原来一年一个新项目增加至两个，“这已是极限。”

他引用弗洛伊德一生只为寥寥无几的病人诊疗来解释自己无法多产的原因。弗洛伊德曾说：“每一位病人在我看来都是如此重要，那是一个不容轻易对待的个人。”对王澍而言，每一座房子，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