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畅

“小学时候学校里没有图书馆，直到上中学才第一次接触到图书馆。记得当时看了一些科普书，比如图书馆的老师主动推荐的《怎样识星》……”谈到自己对图书馆的记忆，从小喜欢看书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打开了话匣子。

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夷山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之前的那个时段，曾在母亲单位的图书馆义务劳动。“图书馆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我们做义工主要负责擦地、报纸上架这些活，晚上就在图书馆值班，给读者办借阅手续。”武夷山回忆，当时施行借书卡制度，但他发现，有些读者虽然爱读书，但个人品行说不上好。“他们偷偷撕掉下次想借的书的检索卡片，不让别的读者借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夷山便自己动手用毛笔将图书检索卡片应有的基本内容抄在大白报纸上，然后将这个“大尺度检索卡片”贴在墙上。除了书名、索书号、作者以外，还要比原来的图书卡片多介绍一些东西，比如对小说进行简单的题材分类、故事年代分类等等。武夷山调侃，用现在的图书馆学术语来说这叫“深度揭示”，没想到自己当年就碰巧做了这件事。

但武夷山自己也没想到，这么一张自制的简介卡片，让很多以前没人借的书都成了抢手货。在成功对小说进行深度揭示后，武夷山又开始对散文、诗歌分别介绍。母亲单位的图书馆，成了他“实现自我满足并十分愉悦”的一段经历。

武夷山是77级的大学生，上了大学后，武夷山对图书馆更是达到了痴迷的境界。为了尽早到图书馆以免排队借书，他甚至不惜考试时匆匆交卷赶去图书馆。“当然，也付出了做错题的代价。”武夷山笑道。

从读研开始直到2000年左右，武夷山依然坚持每个月去一次国家图书馆。后来因为工作繁忙，而且国家图书馆出台了外文新书不外借的条例，才彻底打击了他的积极性。“去一次图书馆路途遥远，索性自己买书得了。”

武夷山至今依然记得，上大学时图书馆里有一名咨询馆员，是解放前参加工作、解放后“留用”的老知识分子。“当时我正在拼命学英语，碰到难以理解的内容就找那位老先生问，他都可以回答。”武夷山提到，在学习的过程中方便交流，这也是传统图书馆的优势所在。

虽然现在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读书，但武夷山也提到，网上的图书文献不能做到全部免费，并且很多人喜欢图书馆的特殊学术氛围。相比起来，武夷山还是对自己回忆中在老图书馆里翻着书愉快地进行摘抄的镜头更为留恋。“徜徉在书海当中，感觉人生最快乐之事莫过于此。”

武夷山这数十年与图书馆的故事，也记录着一代代图书馆的变迁。现在，他仍旧是自己单位图书馆的常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图书馆是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的主馆，以收藏期刊为主。我平均每七到十天就要去一次图书馆借阅、浏览中外文新刊，从来没有停过。”谈及自己和图书馆的这种难解情缘，武夷山坦言，自己单纯因为喜欢看书，所以爱去图书馆。“尽管我们小时候风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我坚信知识不可能没有用。求知本身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对知识的渴求接近于一种信仰。”

《中国科学报》 (2013-09-27 第13版 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