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海燕，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会、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际肾脏病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内科杂志》主编及6个国际专业杂志编委。发表学术论文380余篇，出版专著7部。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22项。2006年4月获美国肾脏病基金会卓越成就贡献奖章，2013年6月获得国际肾脏病学会Roscoe R.Robinson奖和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

与长者对坐，言语间有真性情，闲话中见大胸襟。

她评论科研工作：“做科研你求什么？写篇文章，单位给点钱，评个什么奖，获得个什么头衔，so

what（又怎么样呢）？你的研究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临床治疗指南，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她评论各种肾脏病发病机制研究：“搞清楚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中国的肾脏病学家能在若干个关键问题上起着系统性引领作用，可就实现了我的‘中国梦’了。”

她评论手头的大项目：“外国的专家就说我：你可胆子够大的啊，钱没到位就敢启动。我回答：一边做一边筹钱吧，哈哈。”

她评论自己的学历：“快要答辩的时候就文化大革命了，我论文印好了都没来得及答辩。现在人家给我填表，都填MD（医学博士），我说我根本没拿过D。”

她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三个小猴子挂件，“一个捂住眼睛、一个捂住耳朵、一个捂住嘴巴，意思是不看、不听、不说。我儿子送我的，说我老爱管闲事。”

她展示学生送给她的一张照片，“美国犹他州峡谷里的两块石头，天然的，名字叫balance（平衡）。一个大石头能在小石头上保持平衡，风吹雨打都站得住，这场面见哲理。”

她回忆去尼泊尔时俯瞰喜马拉雅的感触：“天地悠悠，人太渺小。所以不必斤斤计较。”

“中国肾脏病学之母”王海燕教授，刚刚获得国际肾脏病学会（ISN）“R·Robinson奖”和“国际肾脏病先驱者奖”的第一位中国人。对于中国肾病学界甚至医学界而言，这是新闻沸点，也是历史时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奖项，不过当事人却一句都没提起。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不只是专业”

1954年，17岁的王海燕成为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一名新生。由于个人成长始终和密集的政治运动相伴随，大学并没有将她的职业理想清晰化。“我是1959年毕业分到北大医院内科的，老师是中国肾脏病学的创始人王叔咸教授。那时，全世界的肾脏病学研究都刚刚开始。

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学术与科研开始在政治运动的缝隙中泛出绿意。王海燕在这一年考上了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

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导师教给她的第一课。

一个例子是读书。“他自己很刻苦，每个星期天上午都要去图书馆看书。他到图书馆去看书，我们学生也得跟着去。还得向他汇报，这个礼拜我看了什么书，读了什么文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要不去星期一来了他就会问：‘这个星期天，你怎么没去图书馆啊？’”

另一个例子是讲课。“当时我们毕业才三年，就开始给大学生讲课。那时候也没有幻灯，怎么写板书，什么内容写上、哪些擦掉，到下课的时候要如何把要点都留在黑板上，他都要一一传授。”

王海燕的第一堂课是给学生讲肺炎。尽管在老师指导下已经多次彩排，但正式上台、面对百余名学生时仍不免紧张，恩师在最后一排指指自己耳朵提醒她提高音量的画面，她终身难忘。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不只是专业。他的治学严谨、他的低调谦虚、他对学生既严格又爱护的态度——总之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她坚决否认“中国肾脏病之母”的称谓。她将导师那一代人称为中国肾内科的第一梯队，将自己这一代人称为第二梯队，将今天自己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称为第三、第四梯队。王叔咸教授身上的优秀品格，经由她的传承和光大，已经成为了这个团队的基本精神和集体操守。

会议室里，摆着王叔咸教授的铜像。后继者的所有探讨、交流、会议和科研，都像在他的目光下进行。立铜像的人，当年那个懵懂中来到北医的小姑娘，现在已经在北医系统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为肾脏病学奉献了五十多年，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泰斗。

“今天你去医院看病，不应再有任何医生笼统地诊断你是‘肾炎’或‘尿毒症’”

1979年，王海燕已近不惑。和许多从运动时代走过来的同龄人一样，她恐怕从未曾想过自己会走出国门。

“事情很突然。当时我还在莫干山参加内科学编写工作。一天黄昏，接到单位一个电话，让我赶紧回北京参加考试——教育部选拔第一批出国学习的人员。”

回京的火车买不到坐票，王海燕站了一晚上，借着昏黄的灯光读她临时买的《广播英语》。作为一个受俄语教育的“文革”前大学生，英文考试将是最难的一关。

离考试还有一周。她找来外交学院的朋友，找资料、讲语法、练口语。为了集中精力，特意从家里搬到集体宿舍，睡觉时枕头边也要开着那个砖头大的录音机。“就这么突击了一个礼拜，就去考试了。”

并不顺利，但涉险过关。三十多年后，老太太用纯正的美国腔评价当年，“考英文就是考你的feeling（语感）。但英文基础太差的时候，你总在那想，书上是怎么讲的啊，填卷子就非常慢了。成绩挺差的，但总算是达到那个分数线了。”

她选择去洛杉矶的UCLA-Harbor医疗中心深造，导师蜚声业界，有MR Glomerulus（肾小球先生）的雅号。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她是当地罕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

“我一去，好多美国人、美籍华人都来看我。我的导师见人就介绍我，哎，她是从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我给家里写信，说我现在就像大熊猫一样，哈哈。”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意味着，她注定要扮演一个拓荒者的角色。“当时咱们的肾脏病学专业，和国际上差得太远了。那时咱们就认识两个病，一个肾炎，一个尿毒症，再细化就说不清楚了。”

当时，国际上推动肾脏病研究发展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生理学，一条是病理学，王海燕选择了后者。刚刚迈出国门的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治病”，病理学可以很直接地关系到对病人的诊断，并通过基础医学来推动临床科学发展。

她将很多概念带回了中国。首先，她率先在中国建立了各种肾病的动物模型。作为一个中国的临床医学家，她在引入和普及国际经验的同时，也在革新和丰富这种方法。

“我当时觉得，中国人不能仅仅跟着外国人通过动物模型作发病机理研究，要用它们来研究一些中医、中药说的治疗效果。”上世纪50年代王叔咸教授曾启动中药治疗肾脏病研究，但是三十多年来深入不下去。王海燕决定通过肾小球疾病的动物模型，弄清楚中药对什么样的病理有效，对这些病理发挥效用的机制又是怎样的。

然后，是普及了西方临床和病理跨学科合作的模式。她请自己在美国的老师来华讲课，阐明了很多肾脏病认识的新概念，并每周都要在固定时间组织全科进行临床和病理讨论。

今天，这样的讨论会已经不仅局限于北大医院肾内科甚至国内肾病学界。“遇到疑难病例，我们可以定期和美国的‘姊妹单位’哈佛医学院、布莱曼妇女医院肾脏科和病理科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王海燕说。

正是通过临床和病理的结合，她带领的队伍对所谓的“肾炎”和“尿毒症”进行了细化，十年间，仅肾炎这一项就报告了八种疾病。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王海燕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她和她的团队还在国内率先诊治了一些引起急性肾衰竭的常见疾病，如：药物引起的急性间质性肾炎，恶性高血压肾损伤和原发性小血管炎等急剧进展性肾小球肾炎。及早的诊断和治疗防止了这些病人向尿毒症的发展。

“今天你去医院看病，不应再有任何医生笼统的诊断你是肾炎或尿毒症。”这一细节变化背后，是数十万、数百万人的生死和命运。

“做科研你求什么？写篇文章，单位给点钱？争取个奖项？或更高的头衔？so what？”

在不断丰富的肾小球疾病谱系中，王海燕逐渐发现，中国最多的原发性肾病是一种名为IgA的肾病。

“IgA是一种免疫球蛋白，致病的IgA沉积在肾小球引起炎症和硬化。这种病人在中国最多，我们接触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病人中，大概有一半都是IgA肾病。”

在欧洲和北美，这种病例并不多，黑人更是罕见。高发区就是中国、东南亚、澳洲和意大利。她的态度一贯如此：“既然是中国人多得这种病，那么我们理应去解决这个问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她和她的肾内科团队将IgA肾病病人的病例列队、追踪，观察这种疾病的演变过程和临床表型。不同表型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不同表型有什么愈后差异——答案开始在经年累月的研究当中呈现。

是否用激素治疗IgA肾病的蛋白尿？这是目前国际肾病学界最大的分歧所在。欧美白人一向不愿意用“激素”治疗，与之相反，在中国、韩国、泰国甚至整个亚洲，“激素”都在被广泛应用。该不该用，什么人该用？王海燕要回答的还有这个重要问题。

初步的33例用药、30例对照的随机对照研究在王海燕领导的北大医院肾内科完成。这项研究在2011年被列入了国际肾小球疾病的临床指南，成为IgA肾病蛋白尿的治疗依据。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莫大于此，“做科研你求什么？写篇文章，单位给点钱？争取个奖项？或更高的头衔？so what？如果你的研究能够成为全世界医生的治疗指南，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仅在少数中国病人中得出的研究结论还是不能强有力地支持用药的结论。由她主导的一个全球性合作课题目前正在进行中。这项研究由计算机随机排序，将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使用激素治疗，另一组使用安慰对照剂，在对比中求证“激素”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要让实验尽量减少偏移的可能、尽量囊括各种族、民族、地区人群，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国际合作者。“研究需要1000例左右病例，要多中心，大陆有三十九家参与者。境外现在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新加坡、泰国、香港参加，马来西亚、台湾、巴西在谈。欧洲目前有自己的IgA课题，所以以后再考虑加盟。”王海燕说。

在国际上，绝大部分的药物试验是由财力雄厚的厂商启动的，资本驱动学术，学术成果再带来更多的资本。真正由临床科学家启动的很少，而由中国科学家启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研究则很罕见。

经费拮据阻止了一些国家加入这么“清贫”的项目。“美国做研究就要求很高，要钱。我实在没有钱给他们，哈哈。”老人打趣。在过往的研究中，她很少有“有钱”的情况，大部分合作者加盟的动力，都来自于对她本人医学理想和人格魅力的尊敬。

“医生最大的追求不是有多么大的门诊量，而是所有人都不必到医院来”

比如，历经数年完成的“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这是一种人群研究，一门临床医生不熟悉的新学科，既不是临床看病，也不是实验室研究。起步时也是既没钱又没人，就得一边干一边学。”

上个世纪，欧美忙着治疗糖尿病肾病，中国忙着治疗肾小球肾病、IgA肾病，所有国家都忙着治疗尿毒症，忙着透析、忙着移植。这种情况到了世纪之交开始被医学界反省。心血管界、肿瘤界、肾病界都开始认识到，将医疗重心放在治疗疾病后期、依赖各种昂贵的仪器设备和药物，不但病人、家庭和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治疗“性价比”非常低。进入新世纪，国际医学界普遍提出，必须要把疾病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前移，移到早期、移到高危人群。

“这意味着，对患者要早期发现，早期管理，让他们不得病、少得病、慢得病。”王海燕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中国怎么办，中国的慢性肾脏病高危人群在哪里？”

包括全国十三家医院在内的“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2008年启动，是对偏重晚期治疗趋势的一种反拨。“慢性肾脏病”的理念来自美国——凡病程在三个月以上并出现肾功能下降的，无论是哪种肾脏病，都统称为慢性肾脏病。很明显，这是针对高危人群和早期患者的概念。

这样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将13亿人口按照地域、性别、年龄、民族、城乡分层取样。将整个中国的肾脏病发病情况浓缩到一个大型的数据库中，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几句话，做起来太难了。取样要按照全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各地区人口比例取样，但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流动性太大。比如你去北京一个城区取100个人调查，这一百个人可能有一半并不住在这里；或者你去农村取样，这一百个人有就九十个人出去打工了，太难了。”

她深深感谢她的合作者们。在农村调查时，为了能找到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调查者们自愿在春节期间下乡入户。而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取样中，因为遭遇极端恶劣天气，调查者们还曾被暴风雪围困两周之久。

在中国，这恐怕是医学界最“不赚钱”的事，将合作者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老人泽被苍生的襟怀和气魄。“这个问题对中国太重要了。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死也瞑目了。”王海燕说。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数千万的原始数据被反馈回来，严格的数据清理和调整由此开始。“比如说，一个数据显示，病人的血压是低压120，高压80，你心里明白这是当时写错了，但你不能改正，也不能再用这个数据。比如一个病人三次测血压都是120/80，你也不能用这个数据，血压不可能这样稳定不波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把可信赖的数据留下来，在这上面做分析。”

包含了四万七千余人的分层随机取样数据库最终建立。结果很惊人，中国的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

10.8%，一亿多人。但稍稍令人安慰的是，与美国和挪威（这两个发达国家的数据最全面）比起来，中国的患者处于早期的居多。“这就是中国的机遇”，王海燕说。

研究结论包含很多方面，但其中的“高危人群”最为耐人寻味。

“我和学生们说，咱们拿结果和地区的人均GDP对比一下，看看情况。结果一分析很有意思，农村人口的患病率比城市人口高，而在农村人口中，人均GDP高的那个等分——我们一共分三等分——人均患病率最高。”

这意味着什么？“你一想就明白了，就是农村这些年富起来却尚未形成健康生活方式那一批人，是真正的高危人群。”

她们接着就把这一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情况做了一个分析。结果是：城市人口的高血压患病率要比农村人口高，但城市人口的高血压控制率要比农村人口好；糖尿病在农村和城市的患病率差不多，但是城市人口的知晓率要比农村人口高得多。

“有高血压没控制，有糖尿病不知道。”这些分析所指向的，不仅是高危人群自身健康意识的淡薄，更是中国基层医疗令人忧虑的现状。

该调查2012年3月发表在世界权威的临床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但王海燕和外国学者说起农村和城市之分，却没有人能听得明白，毕竟，这种分别正是典型的“中国国情”。

调查结束后，她向卫生部陈述了自己的建议：将高血压、糖尿病和肾脏病的基层防治整合起来，下一盘棋；医疗资源和医疗力量下移，充实基层，最终实现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的“双向转诊”。“医生最大的追求不是有多么大的门诊量，而是所有人都不必到医院来。”王海燕说。

“我最反对大家围绕一个人的科研而工作。学术上，要群星灿烂”

“国际肾脏病学会以此褒奖您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为中国肾脏病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开拓与引领作用。在充满挑战的个人境遇与社会环境中，您始终是肾病学者的楷模。”这句话出自国际肾脏病学会发给王海燕的获奖贺信，以最简洁的句子道出了国内国际肾脏病学界共同的心声。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王海燕以其前瞻性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胸怀天下的担当、公正无私的品格、孜孜不倦的态度、坚韧乐观的精神，培养和引导了几代肾脏病学学者，不但带出了蜚声国内外的医疗科室，而且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肾脏病学界的引领者和精神导师。

永远以祖国的需要、病人的需要为毕生科研的动力，这种超越了个人功利的理想，成就了她的高瞻远瞩、知难而进的学术气魄和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学术特色。

永远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肾脏病理学研究、免疫学研究趋势，90年代末开始的分子细胞学研究趋势，新世纪的流行病学研究趋势，都是被她最先捕捉和辨查，并迅速推进相关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她的学生、北大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张宏教授用“高屋建瓴”来形容王海燕老师的发展眼光，“我们只是在自己擅长的这一块领域内做得不错，但王老师心里装着的却是全局性的发展方向和整体性的人才梯队建设。”

永远怀着“先知者先行”的态度。过去几十年中，每一项她带领的前沿课题起步时都缺乏政策、资金和人力的支持，但每一次她都能带着那“五六个人、七八杆枪”，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上世纪80年代初她出国培训之时，中国肾脏病学界连“肾炎”分为多少种都不清楚，今天却已经能够与世界发展进度保持一致，能够跟国际一流的专家平等对话。

采访中，她没有一次提到自己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头和奖项。更多的时候，是向记者热情洋溢地介绍那些年轻的学者——“赵明辉被世界血管炎及ANCA大会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宏被国际IgA肾病协作组（IAIGANN）聘为常务理事和秘书长”，“陈旻，我们的七零后年轻人，去年被中华肾脏病学会评为中国第一位优秀青年科学家”。

藉由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她推荐了大量年轻人到国际一流的中心深造。陈旻说：“记不清多少次，看到王老师在收到国际、国内讲座邀请的时候，婉拒而强力推荐自己的学生，为的是让年轻人有更广阔的舞台展现自我。”

人才的前仆后继，学科的永续发展，这是她的毕生追求。“我最反对大家围绕一个人的科研而工作，形成一种造星运动。学术上，要群星灿烂。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有一种向‘大腕’集中投资的倾向。我很担心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堆积出来的高水平的学术产出，虽然光彩夺目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成了昙花一现的美景。这对国家和人民的长久利益来讲是不合算的。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词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没有科学，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但是，没有民主也不会有科学发展。”

她是真正低调的长者。作为“中国肾脏病学之母”，你在网络上搜不到一篇关于她个人成就的新闻报道。破天荒接受本报采访，也是因为刚刚完成的慢性肾脏病学调查“太过重要”，结论中的危险人群和危险因素，“必须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

同事们却有不同的理由。在走廊上，一位肾内科医生对记者说，他们想让王老师接受采访，其实也是想让更多读者看看——“人生可以这样过”。（文/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