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白全贵

　　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就要敢于探索、大胆创新，而探索和创新必然伴随着失败，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谈到解放思想时，特别强调要在全社会倡导宽容失败的精神，为解放思想，推动创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宽容失败？它跟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有什么关系？怎样才能做到宽容失败？对此，本报记者对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进行了专访。

　　我们已拥有的知识对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言好比杯水车薪，发生失败毫不奇怪

　　记者：常言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以学者的视角，请您谈谈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宽容失败？

　　武夷山：从更广泛的范围讲，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存在失败。从科学技术活动来讲，无论是研究与开发两大类，都存在着随时失败的可能。

　　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事物，寻找事物的发展规律。既然是探索未知，这类活动就存在着内禀的不确定性。比如，火山学家最好要“陪伴在火山的身边”，亲身观察火山爆发，搜集和分析火山爆发所产生的大量新数据。但是，下一次火山爆发将发生在何时，现在还无法预料。你不能要求他们天天在火山身边守着。有的火山频繁爆发，有的火山几千年才爆发一次。也许，个别火山学家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观察火山爆发的机会。但这能怨他们吗？内禀的不确定性强，就意味着科研人员难于找到规律。1960年因免疫学成就而获得医学诺贝尔奖的彼得·梅达沃曾说过,他所做过的研究中，约80%都是无功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说得好，科学技术正是通过试错法取得进步的。 

　　而应用研究是设法将基础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这里同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是极其复杂的，而迄今为止人类掌握的多数自然科学知识是在单学科当中通过实验方法所产生的。这些知识能否有效解决人类的问题，本身就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例如，医学研究常常拿小白鼠来做实验。可是，小白鼠这种动物模型能等同于人体模型吗？例如，老鼠没有月经，那么，对于雌性小白鼠是无毒、安全的药物成分对于成年女性也一定无毒、安全吗？即使每一学科产生的知识都是有效、可靠的知识，但如何将它们集成在一起来解决实际问题，又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就算我们现在已经发明了高水平的艾滋病疫苗，但只要人类在性生活方面太随便、太自由，则恐怕依然解决不了艾滋病危机。要解决艾滋病问题，不仅需要医学，还需要行为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合作。简而言之，我们已拥有的知识对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言好比杯水车薪，在这里发生失败毫不奇怪。

　　产品与工艺的开发过程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风险投资了。正因为开发活动耗费的资金很多，而且开发成功的总体概率不高，所以才需要所谓的“天使”们提供资金来帮助开发项目通过“死亡谷”。英国科学家约翰·齐曼曾打比方说：科研投资好像买彩票，大部分彩票是中不了奖的，但少数彩票能带来巨大回报。

　　总之，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试验开发，都有着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科技活动中，失败的次数肯定远大于成功的次数。如果不宽容失败，就干脆别搞科研得了。

　　在思想领域不宽容失败，人就会成为精神侏儒，解放思想就无从谈起

　　记者：宽容失败与我们现在倡导的创新、与我们现在提倡的解放思想有什么关系？ 

　　武夷山：创新与探索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探索，创新不会从天而降。探索就可能失败，每开辟一条新路都可能面临“此路不通”的前景。事实上，通过探索，得出了“此路不通”的结论，其他人就不会再走这条冤枉路，这是对整体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例如，有了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都知道研制永动机是“此路不通”的。可是，如果领导者、管理者、经费资助者不宽容失败，那科技人员就会“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们的领导者、管理者和经费资助者一定要记住：对于一个政府办事人员，可以无功，但绝不可以有大过；而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可以有过，但决不可以不事探索。如果过度严苛的管理举措导致科研人员害怕失败，不敢探索，则是科技管理者最大的失败，最可耻的失败。

　　我在本文中说的创新，主要指科技领域的创新，而“解放思想”是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说的。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不解放思想，不进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骄人成就几乎都与解放思想，与改革联系在一起。在新形势下，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可能打破我们面临的困局，向更高层次发展。但是，如果在思想领域不宽容失败，也就是要求人们一定要说“正确”的话，不许说“出格”的话；一定要在划定的圈圈内讨论问题，不允许越过雷池半步。这样的话，人就会成为精神侏儒，精神侏儒怎么可能在思想上迈开大步呢。

　　记者：对于宽容失败，不同方面会有不同的理解，您是怎样理解的？

　　武夷山：所谓宽容失败，就是要理解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也是科学家之常事。因此，不要过分地以短期成败论英雄。对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群体，宽容失败有不同的含义。

　　宽容失败，对于政府而言，不应表现在：科研项目失败（或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后，对项目负责机构或项目负责人横加指责，而应该表现在：尊重科研规律，不要对科研活动瞎指挥。一些政府官员瞎指挥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就是害怕失败，害怕政府的科技经费未获得应有效益，打了水漂，只有亲自指挥，他们才放心。政府花了很多钱支持科研活动，因此，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动机与效果是两回事。为了使科研投资产生效益而过度干预科技活动肯定会产生反作用，尤其是在科研选题上。迄今的科学史表明，重大科学突破几乎都是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强调说，“非常重要的是，科学研究不受什么有用或无用的拘束，而是进行自由的研究”。这是因为，重大科学突破往往离不开直觉与灵感，而科学直觉与灵感来自设身处地的体验，来自感情，来自梦境，来自愿景，而不是来自行政指挥。

　　宽容失败，对于资助机构而言，意味着能清醒地看到科研投资回报的或然性、长期性和间接性，因而不去制定急功近利的经费资助政策和绩效评估政策。尤其是对于基础研究类项目，千万不要机械地对照申请书的“预期成果”去考评，在科研活动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阴”的事例不胜枚举。研究人员尽管偏离了原来设想的探索方向，但只要有收获，不就是值得肯定的吗？

　　宽容失败，对于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基层科技管理者而言，意味着要充分理解科学劳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劳动的特征，不搞或少搞简单化的、劳民伤财的评估，不搞或少搞“末位淘汰”式的聘用规则，“风物长宜放眼量”。

　　宽容失败不仅仅是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要求，而且是对全社会的要求 

　　记者：众所周知，无论从传统还是现实，我们离宽容失败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您认为应该如何营造宽容失败的环境？

　　武夷山：首先，宽容失败要从娃娃抓起。宽容失败不仅仅是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要求，而且是对全社会的要求。试想一下：我们在中小学里宽容失败吗？学习不好的孩子抬得起头吗？在我们这里，一个孩子上台演节目或者在课堂上背书出了差错，往往引起嘲笑，甚至有人喝倒彩。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家长和老师们一直向孩子们灌输：只要别人付出了努力，我们就要给他们喝彩。因此，即使人家五音不全，但只要他们认真演唱了，我们就要给他们鼓掌！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自然而然就比较宽容。我们这里经常看到的是：一个运动员拿了金牌，或赢了球，就把他捧上天，一旦他哪次比赛失手，众人的唾沫星子恨不能把他淹死。一个对体育明星持这种态度的民族，会对科学家的失败更宽容吗？不太可能。

　　其次，财政部门与审计部门要带头宽容失败。由于少数科研人员有违规行为，就对所有科研人员念“紧箍咒”，这是一种简单化、不奏效而且起反作用的管理方式。举例来说，现在的科技经费管理规则，要求科技人员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制定出几年之间详细的预算。前面说过，科技活动有内秉的不确定性。谁若能事先把预算估计得很准，那一定是个常规工作项目，而决不是一个探索性的项目。出于无奈，申请者只好瞎编预算。结果呢，如果预算编低了，由于经费不足而完不成任务，科技人员会受到指责；如果预算编高了，项目结题时经费没花完，科研人员又被指责为“闲置国家资金”，总之，他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财政部门与审计部门若不改变他们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式，“宽容失败”至多只会变成又一个好听的口号。

　　第三，媒体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首先，媒体应该告诉公众，风险与失败是科技活动的常态。可是，我们的媒体往往只喜欢报道成功。在媒体的渲染下，公众易于对成功有过强的期待，结果，一旦发生了失败，他们就很难接受。一篇博客文章这样写道，在航天飞行中，“大到发动机，小到焊渣，都有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失败。苏联时期，几个探测器莫名其妙失踪失效，前两年欧洲航天局火星探测器在火星软着陆过程中突然消失……在茫茫宇宙中无法预测的事情太多，一粒星际尘埃都可能使探测器失效。但我们的媒体哪一个谈这些了？”其次，媒体应该改变对报道对象不是捧杀就是打杀的走极端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为了吸引眼球，很多媒体不愿意实事求是，而喜欢耸人听闻。他们会将一个主要为了个人事业发展、为了与亲人团聚而归国服务的留学人员无限拔高成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也可能把科研活动中的失误和失败描写成可怕的罪愆。在全社会倡导宽容失败的精神，要求媒体人员理解科技活动的特点，理解科技人员的典型行为方式，从而在今后的报道中更加准确，更能把握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