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多样性与科学多样性

武夷山

《读书》杂志2026年第8期发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主注：作者单位和职称是我自己搜索的，不一定准确）杨安卓的文章“行星视角下的技术与政治”。此文介绍了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大学哲学系教授许煜（Yuk Hui）2026年3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机器与主权》（译自他的“Machine and Sovereignty: For a Planetary Thinking，2024”,中文版由苏子滢翻译，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是自由职业者）一书中的思想。

杨安卓的文章说：

出路在哪里?许煜给出的回答,要从他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宇宙技术”概念说起。我们通常把技术看作一条单线的进化史:石器、青铜器、蒸汽机、计算机、人工智能,一路升级,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种理解中,技术是中性的、普遍的,与文化无关,无论你是欧洲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用的都是同一种技术,遵循同一套效率逻辑。许煜对此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种“技术只有一种”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事实上,不同文明对技术与世界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所谓“宇宙技术”,说的正是这件事,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工具,它总是嵌入在一套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的整体理解之中。古希腊人谈“技艺”,把它和美德、真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讲“道”与“器”的关系,强调技术应合乎天道,而非仅仅追求效率；许多原住民文化将人与自然视为共生的网络,制作工具本身就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每一种文明都曾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宇宙技术,一种将技术嵌入更广阔的宇宙秩序与道德想象中的方式。然而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这些丰富的传统被一种以效率和计算为核心的单一技术观所覆盖,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了一种与技术相处的方式。在《机器与主权》中,许煜将这一思考进一步推向政治哲学的领域,如果技术不是单一的,那么建立在单一技术观之上的政治秩序,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还是施米特式的大空间对抗,就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许煜认为,今天全球技术同质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恰恰在于技术多样性的丧失。当全世界都在同一套硅谷逻辑下开发人工智能,当所有国家都在比拼谁的算力更强、数据更多,技术发展就被锁死在一条越来越窄的轨道上。这条轨道效率极高,却不关心生态的承受力,不关心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关心人之为人的丰富维度。由此,他提出了“认识论外交”的方案,即在知识和世界观的层面展开对话。传统外交谈利益、贸易与军事平衡,认识论外交要谈的是,面对技术,我们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选择?讨论人工智能伦理时,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利话语,能不能也倾听非西方文化中强调关系、责任与共生的声音?应对生态危机时,那些将人视为自然一部分而非主宰者的传统智慧,是否能打开别样的思路?这并非要在谈判桌上增加几个文化议题,而是要动摇谈判桌本身的预设,当我们讨论技术治理时,究竟是在谁的宇宙观里讨论?

这一思路对当下的启发是具体的。眼下各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激烈角逐,但竞争各方事实上共享着同一个前提,更快的算力、更大的模型、更多的数据就意味着更好。许煜的追问是,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即便跑赢了,赢得的也不过是同一种未来。宇宙技术的视角提醒我们,技术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效率,还在于人如何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怀旧,也不是要砸毁机器、退回前现代,而是说,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生态韧性的保障,技术的多样性也是文明韧性的保障,是人类面对不确定的行星未来时必须保留的一种生存策略。

 我曾经多次说过，自己是多样性的信徒（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422878.html）。因此，我很欣赏“技术多样性”的提法。我还想将之延展到“科学多样性”。

如果简单化地将科学理解为认识世界的过程，将技术理解为改造世界的过程。那么，科学多样性就意味着，认识世界的路径、方法、思路也不是唯一的，也不应认为科学的进化路径必然是单线的。在认识世界时，可以“古为今用”“洋为我用”。“古为今用”，就是让传统知识服务于当今的认识世界过程；“洋为我用”，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让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族群——甚至是所谓“落后的”原住民族群——的认识框架服务于此地的认识世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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