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有害侧面

武夷山

Futures（未来学）杂志2026年12月号（总第184卷）发表芬兰阿尔托大学管理系学术研究员（Academy Research Fellow）Johanna Ahola-Launonen女士和另外三位学者合写的文章Harmful hopes i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可持续转型中的有害希望）。全文见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6328726001606。

文章认为，希望具有四种动力机制：情感的、认识论的、道德的和本体论的。

下面将论述四种机制的内容摘要译出（我摘的，DeepSeek翻译，我修改）。

3.1. 情感性希望：残酷的依恋与情感调节

在当代情感与文化理论中，希望不再被视为一种私人美德，而是被视为一种在社会与政治层面流通的情感，它在身体、话语和制度之间循环，塑造着人们能够感受、想象和行动的范围（Ahmed, 2010, Anderson, 2016, Berlant, 2011）。它是情感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维系着人们对进步、和谐或韧性等集体理想的依恋。这使得希望成为一种深度矛盾的力量：它可以激发忍耐与关怀，但也可能成为一种情感调节和社会控制的机制（Nuijten, 2004）。

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 2010）关于情感经济的论述表明，包括希望在内的各种情感如何将主体附着于幸福与秩序的规范性理想之上。“保持希望”的训令变成了一种道德要求，要求人们即便面对结构性不公也要维持乐观与镇定。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 2011）通过其“残酷的乐观主义”概念扩展了这一批判，揭示了充满希望的依恋如何使主体维系在阻碍其繁荣的条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希望使失望成为一种忍耐的模式，而非抵抗的模式。在这两种叙述中，希望和乐观都是作为一种规范性情感发挥作用，通过管控不满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希望也可能作为一种情感管理策略，被用来安抚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的焦虑。例如，在可持续性教育的语境中，希望作为变革力量的角色已受到质疑（Ojala, 2017, Sangervo et al., 2022）。尽管希望看似是一种建设性的、面向未来的情感，但它也可能使消极行为正常化。因此，希望的情感维度包含一种双重束缚：希望可以稳定能动性与归属感，但它也可以缓冲不适并抑制破裂。有害的希望以这种方式进行防御性运作：它保护主体免于绝望，同时将结构变革搁置一旁。

尽管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希望之残酷维度，但当前的可持续性态度倾向于乐观的解读和认知，这种态度淡化了我们的当前状况及未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Head, 2016）。 ……

希望的矛盾效应在基于消费的可持续性实践中也变得可见，绿色经济理念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

当讨论生计的未来时，希望的残酷维度和防御维度都至关重要。…… 转型不可避免，但无论产业内部还是国家政治中都鼓励了对继续“一切照旧”的希望。这种防御性希望导致了残酷的结果，尤其是对于那些依赖这些生计为生的人来说，他们的未来如今比及时准备转型的情况下更加岌岌可危。

3.2. 认知性希望：述行性（performativity）与封闭

情感性希望主要通过调节感受来运作，而认知性希望则通过调节认知来运作。然而，两者在实践中并非截然不同：当代知识体制同时动员情感与认知。预期系统依赖希望，不仅将其作为预见的方法，而且将其作为一种感受性取向，为不确定性赋予情感一致性。因此，未来可知之承诺同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和一种情感安抚而发挥作用（Beckert, 2016, Borup et al., 2006, Brown and Michael, 2003）。

认知性希望关注的是，未来如何变得可认知、可治理和可行动。不确定性通过各种认知和制度过程被组织为潜能。在哲学论述中，希望被描述为一种面向“尚未”的意识模式——对尚不能被认知或占有之物的开放性（Bloch, 1986）。…… 希望变得具有述行性：它生产出它声称要预期的那些未来，同时将想象收窄至那些可被测量和治理的情景。曾经为多种未来选择打开视野的述行性，开始维系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循环式信仰——仿佛更多的预见、建模或预测就能保证转型。

    当认知性希望失去其反思性维度时，它就有转变为认知性封闭的风险。批评者将此描述为一种向智力自满的漂移：希望变成对进步的无怀疑信仰，或一种“对不真实的沉迷”（Eagleton, 2015, Scruton, 2010）。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不再打断确定性，而是复制确定性，将不可知的未来转化为下一个可管理的项目。……

希望的充裕与反思性的日益缺乏在产业淘汰和消费模式的语境中显而易见。也正是在这些领域，希望诱使我们陷入对控制和确定性的错误信念。例如，通过强调某些产业终结可能带来的直接威胁，人们对这些产业继续“繁荣”的未来抱有希望，正如伦皮宁（2025）在提及毛皮和泥炭时所展示的。……

甚至在我们讨论可持续性转型及其机遇与挑战的沟通方式方面，希望也显得有害……

3.3. 道德性希望：美德与强制

除了希望的情感侧面和认知侧面之外，希望还有一种道德侧面，通过调节美德来运作。这一道德侧面涉及希望被评价、规定和治理的伦理与规范维度。在哲学和道德心理学传统中，希望被视为一种在不确定性中维系伦理承诺与团结的美德。它被描绘为勇气、共情和正义的情感基础——一种在结果不明时使道德坚持成为可能的品质（Blöser et al., 2020, Lear, 2006, Snow, 2018）。在政治哲学中，这已演变为公民希望（civic hope）的概念：一种支撑合作与集体责任的共享道德资源（Blöser et al., 2020, Moellendorf, 2022, Stahl, 2020）。

然而，对希望进行道德提升也包含着一种规训冲动。当希望成为一种义务而非一种天性时，它就有被作为自我调节的道德技术发挥作用的风险。在当代文化中，乐观主义常被道德化为美德、镇定和理性的标志，而愤怒或绝望的表达则被视为道德失败（Bennett, 2015）。这种保持希望的律令将一种伦理能力转变为一种规范性命令（Ahmed, 2010）。希望的道德主体必须对改善保持信念，即使结构保持不变。希望于是不再维系伦理行动，而是可能服务于使忍耐正常化并使异议失去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性希望变得具有强制性：它管制情感，并维系它试图克服的那些条件本身。因此，在社会层面上，对希望的道德化构成了一种权力运作。

组织和政策语境中充斥着对希望和积极性的呼吁，使维持乐观主义成为责任和归属的标志。……

希望作为道德美德也出现在全球可持续性讨论中。尽管环境状况持续恶化，联合国环境峰会却越来越多地参与积极修辞。反讽的是，批判性和反思性声音在这些峰会早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可持续性关切中反而获得了更多空间（Lee & Hartwig, 2026）。……

3.4. 本体论希望：现代性及其不满

   现代思想长期以来将希望想象为存在的一个定义性特征：一种对尚未实现之物的本体论开放（Bloch, 1986）。这种植根于人文主义的对进步与可完善性之信念的未来视野，在西方传统中赋予了希望以力量。现代主体因此朝向一个被想象为改善、掌握和超越的未来。单一、共享的未来——线性的、发展的、由人类控制所支配的——这一观念将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投射为一种全球规范（Eagleton, 2015）。在这个意义上，希望可能作为一种帝国的本体论工具发挥作用：它通过进步和救赎的承诺来组织世界。在这种逻辑下，环境开采、技术扩张，甚至人道主义干预，都表现为充满希望的行动，以更美好生活的名义实施。

去殖民和原住民学者已经对这种看似普遍的立场提出了问题，表明它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单一世界本体论之上（Escobar, 2018, Mignolo, 2011）。他们阐述了一种多元宇宙的希望：一种植根于相互依存、连续性和互惠的未来性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希望关乎在更为整体的生命之网中维系关系。 ……

在反思政治想象在构建可持续未来中的作用时，本期莱赫蒂宁（2026）指出，当前主导性的政治想象未能带来所需的转型。在他看来，非主流的想象方式通过指出所需变革必须是根本性的，使这一根本性问题变得可见。因此，如果不批判性地审视主流政治想象，并重新思考社会赖以建立的核心性内容，可持续性的前景仍将十分有限。超越人类的思维（More-than-human thinking）也揭示了西方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改善愿景中的根本缺陷。……

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外，可持续性希望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不平等。全球转型的愿景建立在西方且高度特权化的世界感知之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努力源于对西方当下经验及未来愿景的优先考量（Lindroth & Sinevaara‑Niskanen, 2026）。…… 更广泛地说，批判性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希望的力量如何服务于组织社会和社会关系的目的。当代殖民主义也不例外，它利用了人们对丰裕未来前景之希望，在此掩饰下从事各种剥夺行为（Lindroth & Sinevaara‑Niskane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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