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与创新

武夷山

博主按：2018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了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陈劲教授和吴贵生教授合编的新书《中国创新学派：30年回顾与未来展望》。发布稿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领域的创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技术和工程方面，载人航天、深海工程、高速铁路、高速计算、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工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产业领域，杂交水稻、水电装备、高速列车、特高压输变电等的发展已居世界领先水平；在互联网商业应用方面，中国的创新层出不穷，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正在实现知识积累、战略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创新学者在经济、管理、政策和系统方法论等方面立足中国的创新实践，不断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与应用成果，在消化、学习和吸收之后，针对中国情景和实践问题进行本土化研究，形成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在这个最好的时代，构建中国创新学派适逢其会。中国创新学派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向大众、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学术理论中的中国和中国的学术风韵。

《中国创新学派》一书通过当代中国创新领域的数十位代表性学者的研究历程和成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创新研究30年来的发展、成果、政策建议和展望。全书分为中国创新学派与最好的时代（综述）、踵事增华：中国经济发展与创新理论探索（创新经济篇）、执经达权：创新管理及其未来展望（创新管理篇）、大国大治：国家治理与创新政策（创新政策篇）、大匠慧心：创新系统方法论（创新系统方法论篇）5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也同时见证了中国创新学派的发展。值此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新研究30年之际，《中国创新学派》的编写和出版，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领域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中国创新研究的理论繁盛，也为中国创新发展的实践指引，提供了思想与行动的借鉴。

该书的一小节是我的创新研究（innovation studies）“成果”，如下。这些文字是对我以往认识的梳理和总结，没有新内容。

一、个人简介

    武夷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现任《中国软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长期从事科学计量学研究，努力从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学的角度探讨创新问题。发表创新研究（innovation studies）方面的论文和文章近40篇。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荣誉证书，以表彰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战略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

    武夷山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工作了30年，长期关注国际上科技政策、科技战略、科技创新方面的新观念并加以介绍诠释，并结合中国实际做出分析判断，提出对策建议。武夷山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前身）主任，成为所领导后又分管该中心，故长期关注和部分参与了该中心研究人员开展了多年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他将通过这项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延伸到创新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看法。

（一）提出要特别重视传统知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2003年，武夷山提出，国内似乎还从未有人提出传统知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而传统知识在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传统知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仍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 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生产及利用单元中，传统知识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说“知识生产”时，一般指的是知识增量。传统知识属于一种特殊的知识存量，它不是知识增量所能代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国际知识（增量）生产分工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传统知识是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的少数底牌之一。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传统知识的开发和保护，就将丧失宝贵的资源。而且，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传统知识的消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损失，也将是全球的损失。中医药体系就属于典型的传统知识。我们不仅要从中医药现代化的角度来对待中医药，还应该从保护传统知识的角度来对待它。首先是保护和传承，其次才是发展和创新。若不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搞不好会扼杀作为传统知识的中医药，而不是将中医药引上阳关大道。
    第二，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人力资源这一块，不能忘了汉民族以外的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潜在实力。
    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强势文化几乎将传统知识消灭得差不多了。凡是仍保留着不少传统知识的地方，往往是所谓“落后国家”或一个国家内部的落后地区。我们现在在政治上讲民族平等，重视在人大和政协中少数民族的代表性，但我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少数民族在科技上是落后的，是帮困的对象，而谈不上对中国科技进步做出什么像样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将各民族的传统知识看作宝库，认真加以发掘，则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重视他们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潜在贡献，不仅有利于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而且将为改善民族工作开拓出新局面。为此，就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工作，因为，一旦一个语言消亡了，由这种语言所传承的所有传统知识也将随之消亡。从这个角度说，科技工作与文化工作是一体的。
    第三，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应有效加强对传统知识拥有者或保存者的权益的保护。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在发达国家政府的视野中基本上没有传统知识的地位。另外，传统知识不符合现行知识产权体系所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或工业可用性”。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勇于创造，因为没有多少经验可学。
    在我国迄今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讨论中，法学专家、民族学家和文化专家的参与还相对较少，甚至是根本缺如。为了完善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切实加强对弥足珍贵的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我们非常需要借助法学专家、民族学家和文化专家们的聪明才智。通过他们和科技专家的跨学科合作，才有望使国家创新体系从纸上的讨论变成行动的指导。

（二）提出“以不变应万变型创新”的创新类型

    2010年，武夷山提出，存在着一种以不变应万变型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比常规意义上创新更重要的创新。

　　乍看起来,这绝对不可理解。不变就是保守,是创新的反义词,怎么能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呢? 其实,创新本身就含有“变”与“不变”两个方面。我们通常理解的创新，指的是推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新制度等，这是“变”。不过，所有这些新事物都是手段，手段在不断变化，它们所服务的目标是不变的：创造利润与财富。所谓的以不变应万变型创新,是用基本不变的方法与思路,去对付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这里,手段是不变的,手段所服务的目标却是个移动靶。我们现代人类碰到的许多重大挑战,都是比创造利润与财富更艰难、更变化多端的复杂任务。

　　武夷山以中西医的不同治病思路来说明上述观点。现代医学(俗称西医)的治病思路,是以变应变。出现了艾滋病,就着手开发艾滋病疫苗;出现了SARS,就着手开发SARS疫苗;出现了H1N1流感病毒,又赶紧研制H1N1疫苗。且不说,疫苗能否研制出来(1981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人,迄今近30年了,仍没有管用的艾滋病疫苗问世)。且不说,研制疫苗的速度能否跟得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单是疫苗开发所涉及的巨大成本,就意味着公众不一定能有机会享用这一成果。中医药学的保健与治病思路,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古时候,人们就用那些草草棍棍治病,几千年后,人们照样用这些草草棍棍治病,只是根据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人调整药方罢了。在真正优秀的中医面前,有古代先哲的医学思想与经验垫底,简直没有什么疑难杂症和新病种不能对付的。

　　就以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金花清感颗粒”新药研发为例,中医药制方筛选团队的专家们针对疫病的流行规律及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症状特点进行了潜心研究。按照中医理论,参考《伤寒论》、《瘟疫论》等中医经典古籍的百余张古方治疗疫病经验,结合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呼吸道传染病的统计分析资料,以具有2000多年治疗发热性传染病历史经验的“麻杏石甘汤”和具有200多年治疗温热疫病历史经验的“银翘散”为基础方,集中数十位中医专家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经验,通过全面临床研究实践优选出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两个有效方剂,经辨证论治反复筛选,最终形成目前的“金花清感”方。专家们通过采用国际通用的医学科研方法来评估,证实了“金花清感”方是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有效方药。值得一提的是,“金花清感”方费用十分低廉,单日费用仅为16元,总疗程费用80元,无不良反应,且几乎适合所有年龄段人群。“金花清感方”的问世,是以不变应万变型创新的一个极好范例。尽管新病种层出不穷,但是,中医药专家的诊疗思想没有变,对付有关病症的基础方剂没有变,这样,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的费用,筛选出有效的方剂。

　　以不变应万变型创新最突出的特征,与某类艺术创作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就是强调“回到源头”。西班牙著名建筑师高狄(Antonio Gaudi)曾说过:“原创性就是回到源头。”持这样观点的艺术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里的源头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某种宝贵的艺术观念的源头,二是诞生了该观念的那种文化、那种土壤。为什么很多西方艺术家对非洲艺术情有独钟?为什么很多中国艺术家特别愿意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风？原因之一,是非洲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程度相对较低,反而使得他们保留了较多原始性、质朴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激发艺术家灵感的不竭源泉。出于同样的理由，不少中医大师都无比强调研读中医经典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要好好研读《黄帝内经》。并不是说，《黄帝内经》句句是真理，而是说，该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伟大的，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可能正是因为中医大师们直觉地感到，回到源头，像传说中的黄帝那样去体悟天地人系统的真谛，才能为维护健康、治病救人创制出种种简简单单而又妙不可言的方法或方子。他们与高狄的思想是相通的。

    当然，强调以不变应万变型创新（手段不变，目标变）,并非要否定常规意义上的创新（目标不变，手段变）。事实上,这两种创新也是一阴一阳的关系,阴阳相济,善莫大焉!

（三）提出要关注创新的文化氛围

    中医药知识和诊疗体系既是科学技术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分。因此，武夷山对创新与文化的关系特别关注。

    2011年，武夷山提出，科学是广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科学可以视作文化的一个子集合，那么，整体文化氛围便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果。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整体文化氛围”自然包含着很多不容易说得清、道得明的内容，但至少其中的三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

    首先，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是否真正重视知识分子，会影响到人们是否愿意选择科技职业。

    科技创新是高风险的事业，你投入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不一定能达到事先想要达到的目标。另外，科学家与工程师之类的职业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收入最高的群体，这就意味着，对他们的精神激励要比物质激励更重要。如果一个民族从骨子里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就必然能够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投入科学技术职业生涯。众所周知，犹太人自古重视知识，如今的以色列也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创新型国家。反之，在“官本位”的文化氛围里，未谋上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势必影响下一代人的职业追求和价值取向。

    其次，既然科技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是宽容失败的，就会鼓励更多的科技创新人员屡败屡战，逐步逼近目标。

    对于政府而言，“宽容失败”不仅要表现在：在探索性科研项目失败（或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后，不要对项目承担机构或项目负责人横加指责；而更应该表现在：尊重科研规律，切忌瞎指挥。政府花了很多钱支持科研活动，因此，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动机与效果是两回事。为了使科研投资产生明显效益或是由于担心科研投资打水漂而过度干预科技创新活动肯定会产生反作用，尤其是在科研选题上。

    对于资助机构（无论是公共资助机构还是民间资助机构）而言，“宽容失败”意味着能清醒地看到科研投资回报的或然性（不是必然性）、长期性和间接性，因而不去制定急功近利的经费资助政策和绩效评估政策。

    对于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基层科技管理者而言，“宽容失败”意味着要充分理解科学劳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劳动的特征，别过于频繁地从事科研绩效评价，摒弃过于简单化的科研绩效评价，慎用“末位淘汰”式的岗位管理规则，“风物长宜放眼量”。

    最后，既然科技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整体文化氛围不是过分强调所谓的“目标管理”，指哪打哪，而是允许“种瓜得豆”，或者是对不听话的、自作主张的研发人员比较包容，则反而可能涌现出较好的科技创新成果。

    中国有句老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凝结着高度的智慧。我们如能将这句话落实在创新管理的实践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就一定能上一个台阶。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四两拨千斤”。武夷山认为：文化氛围便是“四两”，科技创新成效便是“千斤”。

三，代表性论著

①武夷山，重视传统知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24(1):8-9

②武夷山，以不变应万变型创新[N]，光明日报，2010-08-02

③武夷山，创新的三重文化氛围[N]，光明日报，2011-11-21

④魏瑞斌，武夷山，增加国内知识总量[M]//李喜先，等，知识创新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⑤张超中，武夷山，论传统与创新[M]//李喜先，国家创新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