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制订的新机制

武夷山

（发表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年6期）

 摘要

介绍了丹麦著名科技政策学者安德鲁·杰米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的两种研究途径的论述和科技政策制订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张力，并以科研绩效的同行评议与外部评估为例，表明从文化张力的视角看问题的有用性，最后， 建议我国试行参与式的科技政策制订机制。

关键词：科技政策；制订；机制  

丹麦阿尔堡大学的著名科技政策学者安德鲁·杰米逊认为，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问题主要有两种 途径，见表1。

表1 研究STS问题的两种途径

 这两种途径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STS 问题完整、清晰的认识，找到较合理、较获公众认可的解决方案。在文化视野中观察科技政策问题，就会发现在不同的范畴下，科技政策强调的内容和方式是不一样的，见表2。

表2 科技政策的文化张力

这里，只简单分析一下上表中的操纵机制问题。通 常，政府有关部门 （本质上是代表公众）以科研计划或项 目验收的方式对科研绩效进行评审。在评审过程中，可 能采用一些定量评估方法，包括基于SCI的评估方法。相 当一段时期以来，《科学时报》发表了不少严厉批评SCI本身以及基于SCI的绩效评估方法的文章，有的文章说要警惕科研评估 “行政化”，似乎只要政府部门涉入评估 就是不可取的。显然，这种说法是对其他政策范畴缺乏 了解的表现，因为有些人的心目中只有学术范畴而根本没有考虑政府以及公众的立场。至于政府部门对科研机构进行的外部评估与科研机构的自我评估可能发生不一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讨论、沟通来解决的。由于可能发生评估结果的不一致，就干脆拒绝政府部门的外部评估， 才是不恰当的。

在世界上，目前只有荷兰、丹麦等少数发达国家在科技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较高。丹麦的有关人士认为，专家由于其拥有的专门知识而实际拥有相当的权力，但我们并不能保证专家在有关问题上， 一定会采取 不偏不倚的立场，因此，民主制度可能控制不了专家。为此，丹麦采用公民理事会的方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重要科技政策的制订。其他多数国家（包括我国）迄今仍然是科技精英在主导科技政策的制订过程。 用这种方式制订出的科技政策，单纯从理性角度、从 “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来分析也许看不出什么毛病，但从其他价值立场来考量则可能有严重缺陷，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很可能出问题。例如，很多专家认为，转基因作物是未来农业的希望所在，它是安全的，或者说迄今没有发现转基因作物不安全的证据，因此制订了鼓励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政策。但是，西方许多国家的公众强烈抵制转基因作物，甚至有焚烧大田里的转基因作物的过激举动。可见，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交往理性，不仅科技政策落实不好，而且，被某些人说成是价值中性的科学技术问题都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国在今后的科技政策制订过程中，不妨尝试一下吸收和鼓励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就有关科技政策问题组织广大科技界和各界公众一起开展必要的讨论和辩论。 一方面，公众在此过程中可以学习了解很多科技知识，有助于提高其科技素养，另一方面，讨论和辩论的过程是各方人士求同存异、逐渐取得共识的过程，这样产生的科技政策， 日后易于获得有效的实施。这样一种尝试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完全一致的。

参考文献（此处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