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博士后讨论研究选题的思路（时间不详）

武夷山

我们做软科学研究的，要两手抓，一是研究的学术水平，二是对策建议的可行性、务实性、启发性。

如果是别人委托的课题，人家的期望值是什么？这是开拓研究思路的第一源泉。

如果是自选课题，要避免的是：我会科学计量学方法，看看能对付什么问题？这可能是臆想出的问题。而要坚持：我要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我的科学计量学视角能否提供新的启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若需要别的方法，我就得学习、利用别的方法。一般说，好的软科学研究都要综合利用多种方法。

迄今的宏观区域创新力评价对用户有帮助吗？如果没有帮助，为什么？回答清楚了，进一步改进的思路就出来了。现在某些宏观区域创新力评价的动机之一是为本地区唱赞歌，假定中关村搞的什么指数，北京就必须排第一；假定苏州搞的什么指数，无论如何得把苏州排在南京前面……那就没意思了。

比如大湾区创新力评价。我觉得，这里的最大难点是所涉城市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行政管理当局，怎么协调？你可以看看湾区的研究人员自己分析出了湾区创新发展的哪些痛点、难点，为了解决这些难点，你能做什么数据分析，提出哪些对策？

关于城市创新力评价。需要将国际的类似评价方法体系好好捋一捋，获得启示。例如，我介绍过澳大利亚的一个指标体系，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45710.html

澳大利亚这家考虑得维度是很全面的。尤其是第17条，其中一个指标：是否有地下出版物？指标设计者提出这一条背后的逻辑是：有地下出版物，说明该城市较自由宽松，而没有自由宽松的环境就难以有创新。当然，我国国内不允许有这样的指标出现。但我们还是可以思考：设计或利用一些其他什么指标来反映城市的自由宽松程度呢？

另外，搞城市创新力评价，我觉得其作用主要不是排行，而是引导。本所论文统计，一直有“引导”的指导思想。只要设立某个合适的指标，客观上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所以，为了引导，我们可以大胆地设计一些指标。日本国家基础科学计划曾经定下女性科研人员在科研队伍总人数中占比的指标，好像是30%，我记不清了。他们在某一期基础科学计划周期内没有完成这个指标，到了下一期，他们却把指标提高到35%!那不是更加完不成了吗？但日本政府坚持推出这个指标，就是宣示自己在科技劳动力上逐渐实现男女平等（或者叫多样性）的决心或承诺。本此，我们若发现湾区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外地可能没有，或不突出），就可以针对湾区提出针对此问题的测度指标。

凡是牵涉到具体地方的课题，无论委托还是自选，一定要将此地方的情况（省情、市情）尽快摸透，然后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测度体系和解决方案。

去年，某地的一位朋友向我咨询一些问题，我提供了如下思路，供其参考。我能提出这些想法（暂且不谈提的是否合适），是因为我对相关城市有较长期的观察思考，不是拍脑袋乱提的：

我刚想到，有人搞过很多次城市居民幸福感排序，也可作为城市评价的一个指标。空气质量等是硬指标，幸福感是生活环境的软指标。

苏州可以在不同方面找不同的“标杆”，这样易于出思路，易于进步。比如：

与北京比文化底蕴的利用。例如前不久的电视剧《新世界》充分展现利用了老北京的建筑、风情、民俗，拍摄公司是北京的。有什么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发掘了苏州文化底蕴？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都挺好》拍的场景是苏州，但制作此剧的影视公司是浙江东阳的，却不是苏州本地的。我一向认为，文化气氛和环境是创新型城市的必备条件。文化氛围不好，吸引不来高档创新人才。

与上海比国际开放性。我的一篇博文供参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84091.html

与深圳比创业精神与创业成效。

与南京，一要比高等教育，二要比包容性。我有一个朋友，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美国工科博士拿到后，先在专业对口的公司做，感到华人若只懂技术，进管理层太难，于是去读了MBA，在华尔街干过，回国后分别在上海、南京多家大企业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与我深谈过，说经过反复比较和亲身体验，他觉得在南京工作心情舒畅，好办事。用我的话说，就是南京的包容性强，不排外。

和杭州比政府的创新创业服务。据我所知，杭州高新区管理人员的服务姿态、服务精神、服务效果实在令人钦佩。在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杭州也敢为人先。比如新冠疫情出现后，杭州首先推出出租车司机不需交份子钱的规定，以鼓励他们出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