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并非个体孤立行为

武夷山

2022年9月，美国美利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Perry Zurn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学J. Peter Skirkanich教授Dani S. Bassett合著的著作Curious Minds: The Power of Connection（好奇的心灵：关联之力量）由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下面的内容改编自本书的章节，原文见https://thereader.mitpress.mit.edu/curiosity-is-no-solo-act/。

请DeepSeek翻译了全文，我修改。

好奇心并非个体孤立行为

当它嵌入关系网络和共享的意义建构中时，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

数千年来，好奇心主要被描述为个体获取信息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圣奥古斯丁的"体验的欲望"、约翰·洛克的"求知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窥视冲动"，还是汉斯-格奥尔格·沃斯的"探索动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基本上都是在个体生命、其动力及其感受的层面来理解好奇心的。

然而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个体性的表达也同样备受质疑。好奇心被视为一种对新奇或禁忌信息的无意义的兴趣。好奇者被认为会伸手去触及那些本不属于他们范畴的、隐藏而秘密的东西，从而将自己孤立于精神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

罗马散文家普鲁塔克和基督教主教奥古斯丁的论述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在普鲁塔克看来，好奇之人——用他的术语说叫"多管闲事者"——是个怪人，一个孤僻的家伙，还有点像爱窃听的蠼螋。多管闲事者的好奇心表现为"求知的欲望"和"探究"真正新奇事物的"热情"。他们挤进集市、市场和港口，问："有什么新闻吗？"多管闲事者追寻那些蛆虫般的谜团，丝毫不顾及自己或他人。他们抛弃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灵魂陷于肮脏污秽之中，危及友谊，摧毁社会纽带。

因此，作为对这种好奇心"疾病"的解药，普鲁塔克推荐了一套苦修实践，包括收到信后不即刻拆阅、不结婚、听到远处有戏剧演出动静时就朝反方向走。他要传递发信息很简单：放弃追寻那一条秘密，也就是细节中的魔鬼。

在《圣经》中，好奇之人在很多方面被视同罪人。《创世记》开篇就是一个关于创造和好奇心的故事。史上第一个女人夏娃想要吃那棵被禁止接近的树上的果子，那棵树代表着她和亚当被禁止获取的知识。由于好奇地想知道什么是善恶，她吃了——也就是说，她伸手、抓住、拉扯、获取、吞食、消耗——那棵禁树上的一个果子，于是她的眼睛就明亮了。由于她的罪过，整个人类隐喻性地被定罪为要像蛇一样用肚子爬行，追求世俗而非精神之物。

所谓好奇者，被认为是这样的人，他们会伸手触及那些隐藏而秘密的、超出其正当权限的东西。

虽然好奇心的过度个体化特征及其对孤立细节的兴趣在古代和中世纪是最令人担忧的，但正是这些同样的特质，在近代早期——当科学和哲学探究为工业革命奠定舞台时——却成了好奇心最有力的褒奖。

勒内·笛卡尔将好奇心定义为"理解的欲望"。约翰·洛克将其视为"求知欲"。大卫·休谟将好奇心定位为"对真理的热爱"。于是，本着弗朗西斯·培根的精神，由独立的求知者所实践的现代好奇心，为了求知本身而去追求令人惊讶的信息，这一过程最终有利于社会效用的事业。换句话说，那些独特的、令人好奇的对象激发了追求新奇的个体去获取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将对社会有用。

将好奇心视为驱动个体为了造福社会而去发现新事物的东西，这种认识至今依然存在。但是，请想象一种更具社会性和实践性的好奇心，而不是个体性的、智识性的和获取性的。想象一种好奇心，它不那么追求"知道"，而更追求建立联系、构建星群、寻找关联、追踪线索，在求知者、认识方法和知识之间的网状关系网络中运作。

这至少是一个有趣的建议，但这样的概念有历史先例吗？简而言之，有的。

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关于权力——尤其是抵抗既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权力——的思想家。…… 最终，鉴于"现存的东西远未填满所有可能的空间"，生成更多的信息渠道会为抵抗和重新配置创造更多的机会。有了更多的布料，才能有更多的编织。

福柯式的假设——信息网络预先决定了思考、行动和存在的方式——在原住民哲学中有着古老、丰富且依然强劲的先例。基于"万物相连"的智慧，原住民哲学将广阔而复杂的关系网络系统置于前台。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哲学，通常强调求知者与已知事物之个体节点，而原住民哲学则一直致力于思考边缘，或者说"边缘工作"。（英语中，“70%”是名词，而波塔瓦托米语中70%是动词，这并非无关紧要。或者说，西方殖民者将土地视为私有财产和商品资本，而土著民族则将土地理解为更大的馈赠经济中的一种连接物。）"零碎"与"浑然一体"之间的精神差异，再明显不过了。

     在原住民的本体-认识论中，一个人总是在与其他求知者的亲密关系中逐渐认识事物，这些求知者不仅包括社群成员，还包括地球本身的所有组成部分。在《编结甜草》中，波塔瓦托米族植物学家罗宾·沃尔·基默尔讲述了她自己作为土著人的好奇心。在"一盒盒种子和一叠叠压紧的叶子"的包围中长大，她知道是植物选择了她。上大学时她宣布主修植物学，很快学会了囤积分类学名称和功能事实，与此同时却逐渐废弃了自己关注能量关系的能力。直到她重新点燃与原住民社群——特别是原住民科学家——的联系时，她才记起"亲密关系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观看方式"。现在，她的学术研究和公众推广工作都致力于弘扬这一缕科学与社会的智慧。

原住民哲学最独特之处或许在于其将关系性宇宙观与关系性认识论交织在一起。这一世界观的核心是"在任何一物之中都有世界的永恒汇聚"，卡尔·米卡写道，以至于"一个事物从不是孤独的，所有事物都在积极地建构和组成它"。从这种深层整体论的视角来看，谈论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认知"用处甚微"。因此，知识不是命题性的，而是程序性的；它不那么关心"知道什么"，而更关心"知道如何"。这种知识的智慧更注重"分享"而不是"陈述"。

为此，思考近代早期历史中一个不太知名的人物的贡献是有帮助的：奥劳斯·沃尔米乌斯（Olaus Wormius）。作为17世纪的丹麦医生、探险家和博物学家，沃尔米乌斯游历全球，收集——不如说是获取——了无数的文物宝藏。这儿一个龟壳，那儿一只犰狳和麋鹿角，来自一个村庄的披巾，另一个村庄的盔甲。从钱币、化石到原创艺术品和土著器物，他把一切都带回了哥本哈根。在那里，他建立了著名的"沃尔米乌斯博物馆"——一个在17世纪几乎无可匹敌的珍品（curiosities ）陈列柜，从而广泛地分享了他的见解。

人们很容易把"奥勒·沃尔姆"（Ole Worm，Olaus Wormius的昵称）看作一个孤独的 curiosus（好奇者），把他的收藏看作一堆奇珍异品。但每一件物品都是从关系网络、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中抽取出来的，在这些网络中，它们既扮演着物质角色，也扮演着象征角色。这些奇珍异品不仅有深刻的边缘性，而且奥勒·沃尔姆本人的好奇心也是殖民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的兴趣就像是帝国博物学的无数臂膀和腿脚。好奇心和奇珍异品实际上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奥勒·沃尔姆本人也并非隐士。他经常由他的妻子多萝西（她发明了"切线"一词）和他的宠物大海雀（一种类似企鹅的鸟）陪伴，他是那种在1654-1657年瘟疫爆发期间也留在哥本哈根照顾病人的人——即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儿童故事到成人科幻小说，英国文学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直觉：事实上，整个世界都是由串联在一起的。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像《公主与妖精》中的艾琳那样，在手指和拇指之间放一根线，然后走入世界，无论这根线通向何方都跟随它，最终找到存在、真理和归属感的密码。或者像《换子》中的马克那样，我们可以拉动悬挂在我们世界中的那些长短不一、颜色各异的线，从它们那里获得不同种类的力量，仿佛事物相互连接的方式就是宇宙能量和洞察力的源泉。作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令人难忘地写道："经验从未受限，也从未完整；它是一种巨大的感受性，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由最纤细的丝线织成。"

像好奇心一样，虚构作品的工作——或者说通过经验构建意义的工作——是一种穿针引线的工作。如何跟随线索？又凭借什么力量将这些线索来回编织，以织出好奇人生之布？边缘工作（edgework）邀请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个体性的知识获取是永远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

佩里·祖恩是美国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达尼·S·巴塞特是即将卸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学J·彼得·斯基卡尼奇教授，即将就任耶鲁大学吴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