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最近我检视自己的老文档，发现了我2006年间保存在文档里的下面这篇文章。17年过去了，再次读杨沛霆老师的这篇文章依然心潮澎湃。为了让更多博友看到这篇文章，我将此文归于“原创”而不是“转载”类别。

情报工作26年感悟

 《中外管理》杂志主编 杨沛霆

中国信息导报 2006年第10期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科技情报(信息)事业创立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创建50周年。50年来，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系统、 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信息体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老一代科技情报工作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见证了整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在他们内心深处对情报工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下面向我们讲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元老、我国科技情报界知名专家杨沛霆教授从事科技情报工作20年的心路历程、感受和身边的故事。 ——编者

 1 情报工作者的“出路”在于用心求索

1958年，我满脸泪花地与天津大学海港河运教研室的老师们挥手告别(因不忍离开多年企盼的教育岗位)，来到北京朝内大街“九爷府”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前身，后来 “情报”改称为“信息”)报到。后来才听说，从各大学调老师进所是中央领导批准的为加强情报所队伍建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一个全新的“神秘”岗位，当时对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是做什么工作的还一无所知。 来所后，我被分配到第三室工作。上班第一天，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持重而慈善的老学者和王秘书接待了我，这位老专家是从苏联归来的林登嶽主任。办公室里，几乎清一色是俄文专家，还有几位年老的英文专家，外语水平都很高。 可自己这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看外文版专业书还离不开字典，觉得处境很艰难，所以一直在琢磨如何发挥自己专长，多做点贡献。

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许多工程的土石方工程量极大，不少人到情报所找爆破方面的资料。于是我与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爆破力学专家等合作，收集国外“大爆破技术”文献，出版了《大爆破汇编》，受欢迎的程度完全出人意料。后来我又联合水利、土建、矿山等中央7 个部门的情报工作者共同行动，并以专业组长身份组织大家选译“大爆破”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先后编写了《大爆破文献索引》、《大爆破文献汇编》、《大爆破综述》。当时情报所最有声望的专家是袁翰青教授，他撰写了化学专题“述评”。想不到，在情报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从索引到述评的情报产品系列。我当时每天与各部委土石方工程专家联系，还与爆破专家一起到邢台等地考察定向大爆破现场，亲眼目睹了一瞬间山头被掀进河道而水库成型的景观，我兴奋极了。通过搞大爆破专题情报，我看到了自己未来大有作为的天地。

在实践中，我们将文献按加工深度形成了4种报道形式，对情报产品的分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后经聂春荣所长(聂卫平父亲)认定，将情报产品分为三大类(索引、 文摘、述评)、九小类，这一分类的概念基本上符合当时情报产品的分类。在全国情报刊物管理委员会的策划指导下，有力地推动了情报刊物规范性发展，受到日本等国情报界的关注。

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武衡秘书长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 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武衡同志提出了情报工作“广、快、精、 准”四字方针。会上还就广大群众查找资料的两大方法之优劣进行大辩论。我是主张分类法为主、字顺主题法为辅的。聂所长让我发言，我虽然胆怯地拒绝了，但我意识到情报工作是一门学问。对专家来说，在浩若烟海的情报潮中如何解决“找”情报的问题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这促使我后来利用四五年时间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理论方法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分类法”等检索工具的研究，使我走上研究 “情报学”的道路。

2 综合性情报所要在综合中求生存、谋发展

1958年到1959年，在我搞大爆破专业情报兴致最高的时候，大家对综合情报所是否能搞专业情报产生争论。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情报所(1958年12月，改称为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每个专业只有一两个人，而中央各部委的专业情报所，同一专业就有几百人之多，我们怎么能搞得过专业情报所?我在进行大爆破专题情报实践中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在 “综合中求生存”。 所谓“综合中求生存”有两层意思： 一是要做别人不能做、不想做又十分有用的事。这就是今天大家说的“蓝海战略”和“差异化策略”。情报与知识是按专业来划分的，就专业而论，情报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是永远不如专家，因此代替专家开展专业情报是没有出路的，怎么办?只有从专家想找又无力去找的跨专业、多专业情报源中寻找相关情报，或在其他专业相关知识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专题情报，才是专家渴求的有用情报。这就补充了专家本人情报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专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寻找研究与其他专业相关的情报，恰恰这部分情报(知识)对专家来说，是不知道的，可往往对他的专业研究起着突破性作用。 二是“综合就是创造”，在综合中不断创新。大家知道，专业只是从研究使用知识的便出发而进行的人工区分，这是从西方牛顿开始的“割离体”思维方式的产物，而真实的客观世界是各专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无不是对“跨专业”的同类客观现实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而成名的。牛顿是综合了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力学)专业知识与伽利略的地面运动(力学)专业知识之后才提出的牛顿三定律。瓦特也不是第一位发明蒸汽机的，他是一个在大学里修理蒸汽机的，身份足以证明他不是第一位发明人，但他在修理各种蒸汽机中悟出当时使用的蒸汽机的巨大缺陷，于是他在综合研究了塞维利和纽可门等人的蒸汽机之后，引进利用镗床技术与潜热现象等科学技术成果，这才有了效率高达7倍以上的蒸汽机，从而真正发明了推动人类社会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最好动力机。

牛顿与瓦特是人类科学与技术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人，但他们都是在“专业进展中求综合，在综合中求专业”才得到发展的。可以说，所有伟大的人物，无不是综合利用先人、别人成就与借用大家力量才走上“伟大人物成长之路”，最后完成攀登顶峰的愿望。牛顿的名言：“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不是谦虚之语，而是事实，更是富有哲理性、对人类创新最有奉献的万世名言。

今天科学发展的集中特点是学科专业日益交叉的突出。因此，“综合就是创造”、“综合才能创新”就成为人们取得事业成就的重要理念。反映到经营管理上，首先要有否定旧有的、不断进行创新的“逆向思维”。另外，就是当今最时 髦的思维方式，即“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平行思维方式。

 3 情报工作是一门学问

长期情报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情报所不应是翻译所，而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开展有针对性的情报工作。我想，既然翻译苏联情报不是中国情报之路，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情报工作?听说日本人搞情报很厉害，我立即到馆藏1 万多种杂志(当时属于全国第一) 的期刊室，发现日本有好多有关情报工作的杂志。当时日本情报中心刚成立不久，我从出版的JICST等刊物的创刊号起一一阅读，边学日文，边阅读，并把心得记在卡片上，对卡片上的情报工作知识再进行整理分类。我冒“不务正业”的指责，坚持做下去，深信自己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果然，在1961年 8月的一天，聂春荣所长秘书通知我去汇报“国外情报工作情况”，这也是因为聂所长要到伦敦参加国际情报工作会议，他不甚了解情报工作相关知识，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向他汇报了世界各国，重点是日本的情报工作理论和方法。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视外国情报，通过日本就可以掌握世界。聂春荣所长是位学者型老干部，对知识有激情，十分认真地听并不断提问。在我讲述之后，他兴奋地表示：“很好，明天召集全所员工大会，都来听你的报告！”我受宠若惊，不知如何应对。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回去准备吧。” 我生平第一次到台上面向大家“讲话”，自己总觉得说得不到位，却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并成为我一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此后，中央各部委情报所、各省市情报所，以及各大研究院所都找我去讲“情报课”。讲课内容在当时情报界一本公认的权威杂志《科技情报工作》(《中国信息导报》前身)上连载。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几乎每期杂志都有我的文章，同时，我也对情报工作的方向、方法发表了很 多意见。此时，人们开玩笑地叫我“情报专家”了。

也正是在我个人成长的时期， 中央各部、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关注情报、研究情报的专才，是他们在中国情报业务的建设上、情报学的开拓上立下汗马功劳。在所内外出现了一批青年情报研究群体，也就出现了“情报学”繁荣的景象。

4 初创时期的情报队伍培养和情报学科建设值得称道

1958年，情报所解放思想，在领导支持下拟筹办“中国科技情报大学”，我十分兴奋地参加了筹备工作，并与几位老教授负责编写我国大学里第一本情报课程教材 ——《情报工作讲义》。后来，人们感觉一个研究所办大学有些力不从 心，于是同年9月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就并到中国科学院办的“中国科技大学”，成为该校的一个系，此后该系情报专业学生四年级时都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专业课，我主要讲专业课和科技史。后来，就是在这个专业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信息管理学院，我还是他们聘请的教授，聘书上面还盖着校长大印。一次，中国科技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见到我半开玩笑地说：“你 还是我们学院的奠基人呐!”

1959年，聂春荣所长极力主张我所成立情报理论方法室，促进情报工作现代化，不久就引进法国的布尔计算机，为培养情报研究队伍作准备。1978年6月，聂春荣恢复领导职位后，他首先恢复了“情报理论方法室”的研究工作，并决定招收40位情报专业研究生，我参加了这次招生考试工作，并成为导师组组长。“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后，创办了《情报学报》，我当了首任“主编”，以学报为标志的学科建设初露端倪。直到1982年6月， 国家情报所在建立与完善情报专业建设上完成了它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有了情报所这些活动才使全国上下都承认情报工作是一门学问，是一个新兴学科。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50多所大学名校先后设立了情报专业、情报系和情报学院。显然，情报专业的设立与普及，为我国信息产业提供了人才，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5 从科技情报工作到科技与管理的研究

 文革之后，我更多的是从事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情报研究和科技史研究工作。 1978年3月，我参加了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作了《世界五次科技中心的转移》的发言，论述了世界5 次科技中心转移所带来的5次经济中心的转移，深得中国科协领导裴丽生的赏识。后来，这个以“五次 转移”为内容的发言又印成《近代科学技术的继承与发展》小册子， 并作为“科技情报工作学术讲座” 材料在全国各地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干校回来，先后参加“公害”(即现在“环境科学”)研究，出版《国家公害概论》以及有关技术引进、技术创新、资源综合利用、日本情报工作等方面的资料(如《日本人怎么样摸大庆》、 《日本出国考察工作报告》、《钓鱼岛中日石油之争》等)。再往后，我就投入到科技史研究上，并在人大等研究生班开了科技史的课，还印刷出版了55万字的《科学技术史》。也正是从这一课程开始，我连续在中央党校讲课10多年。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领导干部掀起学习科技管理的热潮，为此，中国科协组建中国科协管理讲师团(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并调我去工作。我在研究讲授科技史的过程中，逐渐转向管理的研究。

总之，我后来虽然离开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但基本上还是在做与情报工作有关的科技与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