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与可靠知识之科技史考察

武夷山

     Technology and Culture（技术与文化）季刊2021年第2期（4月出版）发表了关于有用知识与可靠知识的专辑。为此专辑撰写导读文章的是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科技史学者Dagmar Schäfer女士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建筑与技术史学者Simona Valeriani女士。导读文章的题目是，Technology Is Global: The Useful & Reliable Knowledge Debate（技术是全球性的：关于有用与可靠知识之辩论。下面我简要介绍该文开头几段的大意，让大家了解设立这个专辑的意图。

  过去20年来，全球史的一个关键术语是“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有用与可靠的知识，以下简记为URK）。经济史家Joel Mokyr在其著作Gifts of Athena（雅典娜的礼物）中杜撰了URK这个术语，承认了知识、知识的认知和组织方面的变化是经济史家和科学史家双方的主要关注点。起初，技术史家对Mokyr的经济史话语很少关注，因为它多少回避了应用科学和技术。可是，Mokyr的进路，即强调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比较史中广受欢迎。多年来，这类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少成果，它们主要聚焦于欧洲URK体制及其对地方性知识文化、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的影响。这些历史学家还注意到，西方URK很少是从零起步的，它必须对动员技术知识和创造财富的地方性方法做出回应。

  本专辑则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问题是：关于知识有用性和可靠性的地方性定义和实践是如何产生了财富和技术变革的。我们展现的研究成果涉及奥斯曼帝国、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殖民地印度，覆盖的时间范围从14世纪到20世纪。这些研究作为整体还对技术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带来了启迪，该问题是：工匠知识社群和文人雅士及科学知识社群在文化各异的地方背景中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

  持有这样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立场，我们论证道，来自欧洲的一个观点如何影响到了全球性在定义“有用性”和“可靠性”时的作用。我们还论述了，不同的地方性方法和编史学如何对经济和认识“分异”（比较研究就关注这样的分异）做出了贡献。例如，中国史学者识别出了与“西方的”和“现代的”有用性和可靠性等价的概念，将相关概念一直回溯到前现代时期，还在中国技术史中识别出了有用性的概念，在中国的“诸科学”中识别出了可靠性概念，但在印度次大陆就找不到这些东西。同时，我们注意到，不同的历史学科，如技术史、科学史、经济史和全球史，是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尽管在本专辑中我们将这些案例拢到一起了，但要想理解每一地区和每一时代的各自优点，还必须考察这一不均匀性及其产生原因。

  在一个专辑中对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进行比勘有一个方法学的益处，即让我们看到，知识和财富关系到很多社会群体，需要他们相互合作。作者们在其地区案例中采用的资料是五花八门的，有手稿，有行政档案，有最终产品，有原材料，有仪器。不过，经验规则告诉我们，多数匠人、实践者、学者、商人和贸易管理者创造了、检验了和证实了有用可靠知识，而并不在意有用可靠知识之书写。对于有用性的文化态度与此类似，这一点很重要。例如，一些活动者们书写下了熟悉的和新颖的做法和观念，但他们经常采用的却是另一种技术，这说明，旧技术和新技术是长期共存的，是都被动员利用的，正如David Edgerton所指出的那样；这还说明，书写和编码化主要是政治和社会工具，而不是日常实践的一部分——这一点或许不足为怪，但还是值得注意。同样重要的是，在所有地区，不同的资料都表明，第一，通向有用性和可靠性的路径是多样化的，但以往的历史写法抹杀了这种多样性，第二，这种多样性影响了20世纪的技术发展。这些观察也呼唤我们从全球多样性的新视角来看待编码化的历史动力学、编码化与知识分类的关系及编码化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影响。本专辑的作者们重新深入研究了一个问题：历史上的活动者们在组织一个国家、组织一个工匠作坊、组织一个兴趣领域或组织其个人生活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来接近和限定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