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亦良药

■武夷山

（发表于2021年5月27日《中国科学报》）

2021年3月，美国Everymans Library出版社出版了Theodore Dalrymple（西奥多·达尔林普尔）主编的The Best Medicine：Stories of Healing（本文作者译为“最佳药品：疗愈的故事”）。达尔林普尔是英国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狱医和精神病学家。他在非洲多个国家和英国行医多年。

西方国家早就有了“文学疗法”“诗歌疗法”和“叙事疗法”等说法和实践。我以为这本《最佳药品：疗愈的故事》就是文学疗法可采用的上好图书。

达尔林普尔在本书序言中写道：

多数人都经历过病痛，人终有一死，因此，文学作品中频现医学关切是不足为怪的。许多医生成为作家，许多作家是医生的后代：我们很容易想起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当然还有别人。关于莎士比亚同病痛与医学之关系的论著可摆满几个书架。

萨默塞特·毛姆接受过专业医学培训，他的第一本书就叙述了自己作为医学生在伦敦贫民窟为人接生的经历（他不再行医后，仍在几十年间保留着行医执照，这样他就有权继续给自己开药方）。他坚信，医学培训对于作家是极好的，因为医生一方面进入了患者生活中最隐秘的细节，另一方面又与患者保持着距离，其明察秋毫从不休眠。

感同身受的亲密性与距离感的结合——你要说是“热心肠中的冰冷”我也没意见——正是作家所需要的。

不过，如果医生在观察患者，患者也在观察医生——医生有时候往往忘了这一点。因此，医生是许多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我虽然没做过科学调查，但我猜测，文学作品对医生的描绘多半是批评性的，而不是钦佩性的。

契诃夫或许是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医生或多或少是属于百无一用的人物。他本人就是医学行当的活跃成员，他对同行的观察是贴近细致的，而不是不加批判的。（他曾写道，“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是我的情人。当我对一方厌倦了，就飞往另一方”。）

当然了，还有病痛自身。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许多人建议，在闲着无事时，我们应该读一读薄伽丘、笛福、曼佐尼（本文作者注：意大利诗人、小说家，1785—1873）、季奥诺（本文作者注：法国小说家，1895—1970）、加缪等的作品，他们都以传染病作为创作背景。

病痛与死亡被当作人类的道德教师。我们知道，尸床是伊凡·伊里奇（本文作者注：奥地利哲学家兼神父，1926—2002）检视自己人生的唯一场所。

许多作家曾长期与疾病抗争。亚历山大·蒲柏写过“这一漫长的疾病，即我的人生”，这句话不仅是自我怜悯的哀鸣，也是对其人世经历的精要总结。在20世纪，D.H. 劳伦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本文作者注：新西兰小说家，1888—1923）、乔治·奥威尔等作家都是在年纪不大时就死于肺结核，其作品的强度和紧迫感或许部分就来自其罹患的慢性病，这些疾病使死神一直在他们眼前游荡。

病痛是否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是个开放性的问题，有人回答是，有人回答否。病就是病，是病理过程在人体内的运作，它并没有什么道德教训，一如引力谈不上什么道德教训一样。

然而，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要紧体验，病痛以及对病痛的反应，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人类对生活意义进行反思的重要刺激物，我希望后面的故事能充分表明这一点。

由以上文字的质量可以推测，达尔林普尔的编选水平应属上乘。本书集合了关于生理与心理病痛和疗愈的很多虚构作品，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视角不同。

有些作品的作者便是医生，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英国作家柯南·道尔、英国作家毛姆、美国著名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1883—1963）和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A·布尔加科夫（1891—1940）等。

英国小说家安娜·卡文（1901—1968）的作品则是基于自己罹患精神病的经历。本书编入的作家还包括法国作家莫泊桑、英国作家史蒂文森、英国作家吉卜林、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英国小说家J.G.巴拉德（1930—2009）、美国科幻作家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1907—1988）、加拿大作家艾丽斯·芒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短篇小说家洛丽·摩尔（1957— ）、美国作家多萝茜·帕克（1893—1967）等，他们各有深刻阐述病痛与疗愈的精彩作品。

我认为，这样的集子，不仅在疫情期间可以读，在太平时光也可以读。受惠于高端文学的滋养，一旦再次遭遇疫情，或不幸疾病缠身，我们也能更从容、更优雅、更得体地应对。

《中国科学报》 (2021-05-27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