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一杆秤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5月27日        版次： 23     作者：

    ▌鲁光

    编者按：

    四月中旬，著名作家、书画家鲁光先生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小时候和父母的全家福，一张父亲拿着秤杆的照片和一张装裱在镜框里的秤，并配上自己的书画“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

    鲁光是做秤师傅的儿子。这杆秤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托人带到北京送他的，信中叮嘱他，“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

    我点赞留言，请他写写“父训”及与这杆秤相伴几十年的故事。鲁光先生回复“李红点题我有感觉，这就从速完成”。

    鲁光先生以秤励志，深情讲述了自己的待人接物，心正秤才准的往事。

    舍得乌纱为部属担责

    我家中有一杆秤，红木杆，两头包铜皮，铁秤钩，铁秤钮，铁秤砣，秤砣上有“市斤”二字，秤花是银丝镶嵌的，是我父亲的手艺。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托人带到北京送给我。附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叮嘱我，“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父亲走了快四十年了。这杆红木秤，成了他留给我的遗产，信中的叮嘱也成了遗言。

    父亲是乡里有名望的秤师傅，不仅有一手好手艺，而且为人也被称道。上中学时，放学后，我就帮父亲干活，刨秤杆、磨秤杆、钻秤花。有一回用方天钳分斤两，出了错。慈祥的父亲发火了，将秤杆扔给我，说：“重做！”重重地责备我，“不想干就别干……”我委倔得哭了。晚上，他给我端来洗脚水。他说，我们一定要做公平秤，斤两不准会害人。他跟我回忆起给一户富人家做秤的遭遇。这户富人家要他做两杆秤，“大秤”和“小秤”。谁都明白，这是需要做手脚的黑心秤。父亲不从，被打骂了一通。父亲告诫徒弟们，只做公平秤，绝不做黑心秤。父亲一生只跟我发过一回火，但让我终生不忘。

    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这杆秤已伴随我半个多世纪。搬过几次家，这杆红木秤始终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红木秤挂在墙上，但已深深地装在我的心中。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前夕，时任《中国体育报》社长兼总编的我带着报社有关人员在京郊评职称。回京次日一大早，体委领导来电话，问我看过当天的《中国体育报》没有？我赶紧到报社看报，在头版有一篇占大半个版的长文。意思是我国兵不血刃稳拿七枚金牌。显然，在亚运会开幕前夕，发这种预测文章是犯忌的，会造成我们在背后搞鬼的印象。我调阅发稿单，得知是值班总编室主任签发的。我问他：“你不觉得发这篇稿子有问题吗？”他回答：“也觉得有点问题。是老记者写的，就发了。”说得轻巧，但惹出大麻烦了。体委领导下令，停止这位老记者的采访权，总编室主任撤职。老记者不去一线采访，可安排到后方当编辑，但对这位总编室主任撤职有点重。他平时兢兢业业，人缘也不错。后来分管我们的领导找到我，说她已找领导说了三次情，不管用。最后领导说，他就不信，一个部长撤不了一个处长的职。我说：“我找领导说吧！”领导见我头一句话便是“怎么还不处理？”我介绍了总编室主任的基本情况，也美言了几句，说：“该狠狠地批评他一通，让他做出深刻检查。但撤职太重了。”领导说：“难怪处理不下去，你也是这个态度……”记得，当年我调任《中国体育报》当社长兼总编时，女作家陈祖芬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全信只有十个字，“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了！！！”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正在报告文学创作的风头上，不应该去从政当官。如今碰到难题，我又想起了文友的这封信。不当官，我依然可以用我的笔去写作。说实在的，我仔细地读过那篇惹祸的文章，其实这位老记者预测是有道理的，不过他有点私心，想以这个预测文章彰显自己的业务水平，为正在评选的正高职称加分。但不管作何分析，发表的时机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我对领导说：“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处理方案——撤我的职。你对上好交待，把社长、总编撤了；我对群众也好交待，下面出问题，领导担责任。”领导说：“你不在家，没有直接责任。”我说：“发稿纪律不严，队伍没有带好，还是有责任的。”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领导松口了，说：“如果上面不再追究，我不是抬抬手不能过去的。你处理吧！”我让总编室主任在党内和党外都做了检查。这档儿事就算了结了。听说，我退休后，我们这位总编室主任见到过那位领导。那位领导说：“当年鲁光可是用他的乌纱帽保你的。”

    名家与无名者一视同仁

    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一个规模空前的全国体育美术展览。这个展览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倡议，由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美协主办。筹办的具体任务落到我任处长的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这次展览，诞生了两个特等奖：田金铎的雕塑《走向世界》和朱成的雕塑《千钧一发》。如今，这两件雕塑作品都陈列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田金铎是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是大名家。当我们去他家探访时，他的展品已完工，内容是母子游泳。他问我们：“能评上奖吗？”我觉得应说实话：“这件作品很美，但得不了大奖，因为这类内容的作品太多……”我说：“你们的女子竞走……”不待我说完，田教授几乎惊叫了起来：“我重做，就做女子竞走！”离开展只有一个月了，来得及吗？我担心。田教授很有把握地说：“来得及的，我早就想做这个作品。”当《走向世界》在美术馆一亮相，便获得评委们的一致好评。事后，我想，如果面对田教授不敢说真话，也许就没有这件佳作了。

    朱成的作品是在众多来稿的照片中发现的，构思新颖，造型新鲜。当我们在成都找到他时，他显得很不自信，说四川总共收18件，大家名家那么多，他只是四川美院雕塑系的一个进修生……他感叹：“我的作品是送不上去的。”我说：“你做，用最好的材料做，我们一定收上去！”朱成有些感动，但并不全信。后来我们跟四川有关部门联系，推荐报送收朱成的《千钧一发》。评选时，评委一致通过特等奖。我们能做的只是以艺术标准收作品，对不出名的青年作者和名人大家一视同仁，而评奖大权在评委会。吴冠中、刘开渠、周思聪、刘勃舒、郁风这些评委都具有权威性，但我们这些跑腿的能公正、公平对待征稿，不让好作品漏掉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心中的那杆公平秤在起作用。

    捐献山居回馈家乡父老

    我从浙中的一个小山村走出来，问学上海，工作北京。退休前，我像一头牛一样全力工作。退休后，我随意写作，随兴画画，常回老家走走住住。我的山居，在公婆岩山下。院里有清泉、山塘，门前有古樟。数十块大鹅卵石，散放庭院里。鹅卵石上都有我的师友们的墨迹石刻。赵朴初的“古松流水”，李可染的“師牛”，李苦禅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崔子范的“思飘云物外 诗入画图中”，董寿平的“飞花”，范曾的“野泉”、“五峰山居”，华君武的“如龙”，周韶华的“山海”，王涛的“鸟屋”，吴山明的“观自在”，赵丽宏的“结庐”等。一块大的石头上刻了几十位名家签名，我题了“师友石”三个字。我夫人调侃，这块大刻石都可以创吉尼斯纪录了。大门后，有一块丑石，我题写了“乡思”两字。这满院落的石刻，是留给故里的一道厚重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刻石的匠人，是近乡的舟山人，手工刻，刻了五十多天。他自豪地说：“刻这么多名人书法，是头一回，可能也没有第二回了。”

    “五峰山居”从2000年建成，这是我为传承文化艺术，为家乡与外界联系而搭建的一座桥。在山居墙头，挂着我父亲做秤时的一张工作照。是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刚当记者时，即兴为他照的（见上图）。睹物生情，我便会强烈地思念父亲，回想父亲留给我的那杆红木秤。在外闯荡了一生，怎么回报故里呢？我想到了这个山居。家乡养育了我，2015年又为我创建了艺术馆，我决计将“五峰山居”捐赠给永康市人民政府，使之继续为传承、发展当地文化艺术发挥作用。我的家人和弟妹们都支持我的举动。我一生爱书如命，藏书丰富，已将万册藏书送老家图书馆。在北京家里，还有师友们赠送的珍贵签名本一千多册，都已整理出来，也全都捐给故乡。

    “五峰山居”的捐赠仪式已在去年年末举行。我将落成二十年的山居，比喻为一个养到二十岁的姑娘，该出嫁了。市委书记金政写了“鲁光先生”四个字送我，以此表达对我的大舍精神的赞美。

    有舍必有得。舍去物质的，得到精神的。舍了之后，得到一个好心态。轻松愉快度余生。

    2020年4月21日于龙潭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