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影响

武夷山 编译

    2017年10月，Verso图书公司网站发表了Hilary Rose 和 Steven Rose 两人合写的文章，Red Scientist: Two Strands from a Life in Three Colours（红色科学家：三色人生中的两股）。这篇文章是1999年Verso图书公司出版、Brenda Swann 和 Francis Aprahamian主编的著作J.D. Bernal: A Life in Science and Politics（J. D. 贝尔纳的科学与政治人生）中的一章，但2017年才在网上首次发表。Brenda Swann 和 Francis Aprahamian两位主编曾经是贝尔纳的同事，参与了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平前景》等几本重要著作撰写过程中的相关研究。在《J. D. 贝尔纳的科学与政治人生》一书中，10位学者分别阐述了科学学创始人J. D.贝尔纳的人生与学术成就，其中一位阐述者是著名创新经济学家Chris Freeman（1921-2010）。

    这篇文章标题里的“红色科学家”指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三色”指的是：红色、蓝色与紫色。贝尔纳曾经说，一个人的传记可以分成三部分来写，表现为三种色彩：红色代表政治人生，蓝色代表科学人生，紫色代表包括性生活在内的情感人生。Hilary Rose 和 Steven Rose 的这篇文章极好，但我精力有限，下面只编译文章最后一节的收尾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贝尔纳主义的收编成效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某种学术性的“没有贝尔纳的贝尔纳主义”发展起来。学术性的“没有贝尔纳的贝尔纳主义” 指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类大学机构致力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议程，该议程现在被称为“科学学”或“科学政策”。贝尔纳以实证方式呈现了“科学的状态”，这一路数在受冷战影响而被适度“消毒”之后，由贝尔纳的弟子、历史学家Derek de Solla Price（普赖斯）带到了美国。普赖斯只采用抽象的数值方法就表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迁，因为知识生产系统从小科学转变为大科学了。对于科学规模的量化变迁之质性效应进行如此漂亮的分析，在美国是从未有过的，所以普赖斯的工作在美国获得好评。

    而在英国这边，苏塞克斯大学（以Chris Freeman为首）、爱丁堡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的science study（科学元勘）研究机构在成长壮大，所有这些机构早期对贝尔纳的感激都是显而易见的。独立经营的Science of Science Foundation（科学学基金会，后来改名为科学政策基金会）是Maurice Goldsmith创办的，该基金会还残留着一点贝尔纳的个人魅力。假定贝尔纳在1969年之前就去世（博主：他是1971年去世的），而1969年是Radical Science（激进科学）运动的创始年，那么人们就会觉得，他在1930年代帮助点燃的革命火焰在他生命终点时已经弱化为不起眼的灰烬。要靠新一代的人去努力保存那点火星，将它扇成烈焰。  

   对科学的批评性思考应该把哪些内容视作贝尔纳的精神遗产？一方面，贝尔纳勇敢探讨了科学中的阶级对抗问题，另一方面，他对科学之社会关系的分析在过去三十年来已经延伸到了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议题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科学和男性主宰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生物学所反映出的这些内容，已经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不过，尽管在贝尔纳所处的时代，社会关系的诸般维度都是不甚受重视的，但是，是贝尔纳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科学之社会关系的基本概念，才使人们得以提出这些问题。在贝尔纳的大量著作中，把这些想法表达得最清楚的无过于他1952年发表的小册子《马克思和科学》了。Farrington（博主：Benjamin Farrington，1891-1974，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此书的介绍非常简明：“我认为，贝尔纳从来没有比此处写得更好的了”，“对于只知道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读者，阅读本书将是一番令其吃惊的体验。”贝尔纳在描述马克思对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进路的过程中，开辟了很多主题，而后来的激进科学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环保运动逐渐将这些主题变为自己的主打主题。

    贝尔纳的结论是，建设一门新科学的任务“既不简单也不容易。它涉及重大的斗争和矛盾，因为科学之整个意识形态，隐含在所有科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都源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科学必须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为此，首先要确保多数科学家来自劳动人民，其次要确保劳动人民直接参与与之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哲学家终于开始改变世界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未来景象的小小预演。我们仍面临着斗争,但我们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用贝尔纳的话说，那个未来，是“为了人民的科学”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