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情书里的时代镜像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2月26日        版次： 21     作者：

骆一禾（1962—1989）

    ▌钱冠宇

    “我叫你果树林，因为我是松鼠，你是那么健康、自然、甜、新鲜，给人以水的感觉，清晨的果树林，你在里面走过吗？那就是一切呵！我也是头小公牛，所以不能很好地把果树林的美好传达给你。”

    “果树林”，是诗人骆一禾对他后来的妻子张玞的一个甜蜜的爱称。翻开《骆一禾情书》，类似的爱称比比皆是，一个热恋中的诗人形象扑面而来，他纯真、浪漫而单纯，感情炽烈而又不失冷静。骆一禾在这些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书里，像所有的恋人絮语一样，把汉语中最为精致绵密的语词献给了他深爱着的对象。

    骆一禾的名字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史来说，是和“北大”“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时隔49天，出身北大的两位诗人海子、骆一禾一前一后相继离世，仿佛象征着诗歌运动狂飙突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终结。随后的日子里，海子在媒体和公众的塑造下不断“神化”，而骆一禾这位为料理海子后事竭尽全力的好友则被无意间遗忘。朋友们普遍猜测，骆一禾突发脑溢血离世与他在短期内整理、推介海子诗歌而身心俱疲有关。直到近些年，骆一禾的诗歌选集才又被重新编辑出版，关于他的故事才又被人忆起和书写。

    以现时代年轻人的恋爱观视之，《骆一禾情书》或许显得过于矫情，甚至透出一种书呆子式的酸腐气息，但这正是此批书信的珍贵之处。当今有谁会在恋爱时大谈诗学和美学？情书里会充满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然而这就是火热奔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精神在年轻人身上的直观体现。

    在《世界是从两个赤裸的年轻恋人开始的》这篇长序中，张玞回顾了自己在北大的读书时光，以及与骆一禾相识、相恋、相别的过程，还讲述了一些已经去世的友人故事，比如北大中文系79级“三剑客”——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及北大外国哲学所80级研究生“老家伙”朱正琳。

    多年后，朱正琳专门撰文回忆了他与“三剑客”的交往：“我那几位‘忘年交’正值青春年少，又都热爱文学，‘人生’当然也是常受他们关注的一大话题。我比他们长十余岁，又坐过几年牢，在学生中称得上是饱经沧桑，谈论人生我自然有点优势。记得我给他们讲过一些狱中故事，贯穿其中的则是我的‘生命体验’。故事零零碎碎，体验点点滴滴，都是谈话中即兴说起，讲过也就不再记得具体讲了哪些。我只记得他们的眼睛像星星一般照亮了我，让我的故事因此变得更加纯净。”（《“老家伙”的纪念：与“三剑客”相遇在北大》，收于《外面的故事》）

    这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科大学生典型的社交场景，仅凭真情流露的思想和谈话就足以征服对方的内心，成就毕生的友谊。

    骆一禾给张玞的书信中，大部分篇幅是表达爱慕和思恋、交流文艺作品和理论，还有一些内容记录了时代浪潮下的人际交往，可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注脚。

    比如，骆一禾在1983年10月7日的信中写道：“向东来信，林贤治被罢免，险些回原籍当临时工，现在调到别的编辑室，《青年诗坛》明年停刊。林的罪过是：想当青年诗人领袖，想用诗坛拉宗派，傲慢，不尊重老诗人，鼓吹现代诗。”

    林贤治是广东著名诗人、学者，1983年初他从《花城》杂志调到诗歌编辑室，主编当年1月创刊的《青年诗坛》杂志。这本刊物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创办最早的一家青年诗歌刊物，发表了许多先锋诗人的作品。骆一禾是《青年诗坛》的作者之一，1983年夏他还在广州的文友活动中拜会过林贤治。不过到了10月，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展，林贤治遭到停职批判，差点被遣返原籍乡下。骆一禾在上述信中提及的就是这件事情。

    信中还提到，广州诗人李向东约骆一禾写一篇“关于反思及思想先驱的历史意义的论文”，准备发表在《青年诗坛》的最后一期上。对于这个邀请，骆一禾义不容辞地应允：“我想，不管冒什么风险，受什么压力，说真话只有这一遭机会，再不说对不起中国的有智的志士，中国人的‘瞒’和‘骗’的作风会害死人的。”

    除了诗人、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外，骆一禾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著名文学期刊《十月》的编辑。1983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骆一禾就被分配到《十月》杂志社担任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像《十月》这种级别的杂志依然代表着某种文学权威，在文学青年心目中拥有耀眼的光环。因此在《十月》做编辑，无疑是当时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

    骆一禾刚到杂志社工作后，时常向张玞谈起编辑部的故事，从信中能够读到他对张承志、李国文、张贤亮、陆天明、高行健等作家作品的点评，也可以读到他的爱憎分明，比如对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者周克芹的投稿，骆一禾直言退稿原因就是周克芹的人品问题，周克芹背弃妻子，“而那女人总揽家务十余年，让周克芹专心写作”。这些以前不为人知的细节都让骆一禾的形象更加立体。

    读《骆一禾情书》，令人尊敬的是，他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和性别意识距离今天也并不遥远。在信里，骆一禾大胆地向张玞坦露着自己对于性爱、婚姻等话题的看法，他反感父亲的“催婚”，想等张玞研究生毕业、工作稳定后再结婚：“真的，玞儿，我最讨厌别人谈起你，就像在谈论一种生孩子的工具一样，老是催我，而我是非常爱你的，在咱们俩的事情上，只有咱们两个人能做主。”

    上海诗人陈东东在骆一禾离世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中认为，“‘圣’是骆一禾一生的关键词，‘圣’不仅贯穿他的诗歌，也贯穿他的为人。”感谢张玞，将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遗作整理出版，得以让同行者与后来者受惠于那高尚人格的光照，并从中汲取力量。（《骆一禾情书》，骆一禾，东方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