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京在《论编辑的学养》中讲了一个故事：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企鹅书屋总编辑戈德温批准出版法国漫画家西耐作品集《大屠杀》，该书把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讽刺与充满色情、渲染性感和低俗的图画结合在一起，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企鹅公司掌门人莱恩毅然将《大屠杀》全部处理掉，戈德温也被董事会辞退。(新华文摘，2015，24期，152-153;摘自《中国编辑》2015年第5期)

这与乔姆斯基的遭遇非常类似：

1974年，一家利润非常丰厚的教科书出版商要出版赫尔曼和我合著的第一本书，它碰巧属于华纳通讯公司。该公司的一名执行董事[William Sarnoff] 不喜欢他看到的广告版本，他要求看看这本书——然后他被这本书吓呆了，他不让出版商分发这本书。然后就争论了很长时间，出版公司的管理者想坚持他们的出版权力，最后，华纳通讯公司把这个出版商停了业，他们认为，最容易处理这件事的办法就是终止它们。这可不仅仅是毁掉了我们的书，每个人的书都被毁掉了。这比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们干得还棒：这比烧一本书强多了——为了防止某本特定的、已经印刷好的书分发出去，他们毁掉了这个出版社的每一本书。

这两件事说明了很多问题。如果你还记得《查理周刊》的遭遇，就能够明白更多问题了。显然，一切尽在掌握中。我们还是听听乔姆斯基的看法吧（《理解权力》）。

男士：我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些利益问题。我是县里的商业版记者，我爱干嘛就干嘛。

你认为自己爱干嘛就干嘛；看看吧，《纽约时报》的Tom Wicker也觉得，他自己爱干嘛就干嘛——而且他是对的。只不过，他想干的事情正好就是权贵们想干的事情。

……

男士：所有的媒体中都找不到动脑子的人，为什么？

你能找到动脑子的人，但他们通常都不在主流媒体里。

男士：为什么？

如果他们能够自由思考并理解这类事情，一种非常复杂的选择系统就会将他们排除出去，在我看来，这种选择系统从幼儿园就开始发挥作用。实际上，整个教育和培训系统是一个非常精巧的选择器，用来清除那些过于独立、自主思考、不肯屈服的人，因为他们对体制不利。能够这样发问的人留在媒体中，情况将会非常不利。所以，等到你成了媒体分支机构的头头或者主编，当你变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类似机构的大人物，所有这些东西很可能已经浸入到你的骨头里了——你已经把价值内化到这样的程度：你非常清楚，有些事情你就是不会去说，实际上，你甚至不考虑它们。

很多年以前，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里，奥威尔讨论了这件事，那篇文章碰巧就是《动物庄园》的序言。《动物庄园》显然讽刺的是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它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每个人都读它。但是，人们通常都没有读过它的序言，它讨论了英国的审查制度——人们没有读过它的主要原因是：它被审查了，审查得很好；它根本就没有和这本书一起出版。大约30年以后，它终于被重新发现，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出版了它，现在它出现在一些现代版本中。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说，你看，这本书显然讲的是斯大林俄国，然而，它与英国并非完全不同。接着他描述了英国做事情的方式。他说：在英国，如果你说了错话，周围可没有什么政委敲你的头，但是，尽管如此，结果却没有太大差别。接着，他用两行字描述了英国媒体的工作方式，实际上非常精确。他说，结果类似的一个原因是，有钱人拥有媒体，这些有钱人可不想让一些事情说出来。他认为另一个原因也同样恰当：如果你在英国受过良好教育——你上过恰当的预科学校，然后去了牛津，现在是某个地方的大人物—那么，你就早已经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该说的。

实际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得的、想不得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把这种理解变成本能。如果你学不会，通常你就会在生产线上的某个地方被剔除到机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非常重要，它们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知识分子文化的意识形态一致性。

当然，这个系统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所以，会有几个人渗透过去，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情。就像我说的那样，在“全都欢欣鼓舞”这件事中，我在美国发现两个人没有“欢欣鼓舞”，他们能够在主流媒体中这样说。但是，如果这个系统真的工作正常的话，它就不会做毁掉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这有点像问，“斯大林统治下的《真理报》怎么不让记者谴责苏联劳改营？”为什么不呢？因为它对系统有害。我怀疑，并不是《真理报》的记者在撒谎——虽然那是不同的系统，他们用暴力威胁让异议者闭嘴，而我们这里不怎么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即使在苏联，情况很可能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去看看的话，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记者实际上相信他们写的东西。这是因为，那些不相信这种东西的人们一开始就进不了《真理报》。很难与认知失调相安无事：只有真正的愤世嫉俗者才能信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所以，无论极权主义系统还是自由主义系统，对权力系统最有用的人实际上相信他们自己说的话，通常，选择系统选出来的就是这些人。

以《纽约时报》的Tom Wicker为例：当你和他谈论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会非常恼怒，他会说，“没有人命令我该写什么。”绝对正确，没有人命令他该写什么——但是，如果不是他已经知道那么写的话，他就不会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比如说，没有人命令Alex Cockburn 该写什么，所以他就不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因为他的想法不合拍。你的想法有问题，你就进不了系统。

有趣的是，《华尔街日报》开了个口子，Alex Cockburn。这个口子非常小，甚至都不值得讨论——但是它每个月出现一次，美国的一家主流杂志允许一位真正的异议者写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专栏。这意味着百分之零点零零一（打个比方）的报道是自由的、独立的。这发生在《华尔街日报》身上，它不在乎：对于他们的读者来说，《纽约时报》就是共产党，所以，这里有个人甚至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它是个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系统——比以前的苏联极权主义有效得多。实际上，如果你看看苏联人民接触到的整个媒体，在1980年代，他们明显比我们有更多的异议，人们实际上读到范围更广的媒体，收听外国广播，等等——在美国，这种事情少多了。再举一个例子，在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时候，1983年，在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中，一位新闻广播员[Vladimir Danchev]连续广播了五个晚上，谴责俄国对阿富汗的侵略——他确实称之为“侵略”——并且号召阿富汗人起来抵抗，直到他被终止了广播。在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Dan Rather或者其他什么人在广播中痛斥美国“侵略”南越、号召越南人抵抗，这种事你能想象吗？那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可不能有那样的思想自由。

谷歌翻译频繁闹乌龙 俄罗斯人变“侵略者”、俄联邦变“魔都”

据俄罗斯媒体1月5日报道，谷歌翻译开始以“完全独特的方式”将一些词句从乌克兰语翻译成俄语，比如将“俄罗斯联邦”译成“魔都”（出自英国作家约翰·托尔金的小说《魔戒》），将“革命的尊严”译成“乌克兰的政治危机”。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6_01_06_3470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