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所以采用“近取譬”作为“仁之方”[1]，是因为他对人与人的关系有“性相近”的体认。所谓“相近”，就是有同有异[2]。正是基于对人与人之间在本性上既非全同又非全异的关系的认识，所以孔子认为“仁”者待人之法（“仁之方”）可以也只能是“近取譬”（即以己喩人，将心比心），运用这种方法所达到的对于他人的理解，较之于被理解者的真实情况，正是有同有异的“相近”关系，即介于“是真”与“非真”之间的“如真”之知。这种“如真”之知所反映的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相互差异关系中的同一性，亦即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孟子所谓“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的“同类”的关系。孔子所谓“性相近”的“性”正是标志人与人之间“同类”关系的概念，它是基于“举相似”即列举人与人之间的相似现象，进而从这些相似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类概念。运用这个类概念，就可以进行由己及人的“类推”了。“近取譬”就是由己及人的“类推”，其“类推”的基础是对自己的生命活动的体验，根据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我感受来推断他人处在与之相似的生存状态中会有怎样的自我感受，这就是所谓“近取譬”的“类推”。——拙文：《“同情的理解”：“近取譬”的“仁之方”在诠释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现代医学的对象是人，所以它的研究不能不受到严格的伦理限制，也因为如此，它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大量的乃至于绝大多数的实验是不能以人来进行的，通常以小白鼠作替代品，但小白鼠和人类虽同属于动物，却是分属于两个不同门类的动物，其生物规律（动物运动规律）存在着很大差异，以小白鼠作为替代品的医学实验，实质上是以低等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这种最高等动物的生物规律，其做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做法本质上属于同类做法，由此导致对人类生物规律的错误认识是在所难免的，为这种错误认识所指导的医学行为当然也是错误的，只是其错误程度或高或低罢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医学也是具有实证性，只是其实验的手段不是像现代医学那样通常用小白鼠作替代品，而是通常直接用人来做试验品。所谓“神农尝百草”，正是反映古代中药学为了识别百草的药用价值和判别中药的医疗价值之高低而直接以人（医学家自身）来做试验品的历史情况。这种医学实验方式较之于用小白鼠作替代品的现实医学实验方式，在伦理上固然是前者较落后、较野蛮，后者较先进、较文明，但在科学上却反而是前者比后者能更精确地揭示人体的生理规律，因为医学家自身与其他同类的差别远比小白鼠与人类的差别要小得多。——拙文：《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应被用于其各自所当用之处——回复黄荣彬博主》

写完上述两篇后，自我反思其文，忽悟传统中药学“神农尝百草”的实验方法与儒家“近取譬”的“仁之方”之间的内在联系：“神农尝百草”是药物专家以自身为试验品，以自己吃了某种药物后所自我感受到的生理反应来推断别人吃了同类药物后所起的生理反应，这种实验方法在逻辑学上是“近取譬”的“类推法”在医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伦理学上是“近取譬”的“仁之方”在医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显示了传统中医学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仁义之德”——他们不是拿别人来做药学实验的试验品，不愿让别人来承担这种实验对于身体健康甚至于生命所可能造成的损害风险，而是宁愿让自己来承担这种风险。

我的姐姐是南京医学院毕业的，我曾亲眼见过她在学习中医针灸时在家里做反复的练习，起先是练习在叠加而成的层纸上扎针，练习到比较熟练的程度，再练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穴位上扎针，以自我感受其酸痛的生理反应。我相信，这种针灸练习方法应是中医的传统练习方法，这种方法的历史意蕴就是当初中医针灸专家以自己做针灸医疗实验的试验品，待试验到在自己身上有疗效时，再把有效验的针灸方法运用到别人身上，给别人治病。这种针灸实验方法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实验方法都是“近取譬”的“类推法”和“仁之方”在医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都是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中国传统科学实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