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直通大路，德是得道而行于直通大路。故有道才有德，无道则无德。

道是由人开拓出来的，不是由人谈论出来的。有开拓者则有道，无开拓者则无道。有道之世，人皆“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语），拙于言谈而勇于开拓；无道之世，人皆“巧言令色”（孔子语），巧于美言而拙于善事。

道是供人行走的，不是供人谈论的。供人谈论的道是虚而不实之道，是想当然的道，是关于道的幻想。所谓“巧言”者，论幻想之道者是也。无道之世，人皆巧于论幻想之道，而美其名曰“讲理想”。

德是行道，不是论道。有德之世，人皆得道而行之，不言其德，似“不德”，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无德之世，人皆坐而论德，似“不失德”，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老子》）。

然则，道德昌明之世，人皆勇于开拓，口不言德，唯行其道。道德昏昧之世，人皆好言理想，满口美德，唯行缺德。

观当今之世，似不乏勇于开拓之人，但其开拓出来的只是一些歪邪小路而非直通大路，故这些貌似勇于开拓的人不过是一些拓径者。真正的开拓者是能开辟出众人乐于行之，义无反顾而勇往直前的直通大路的拓道之人。当今之世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种善于且勇于拓道的人。

当今之世是一个典型的“有径无道”的时代：勇者独辟蹊径，自行其是；怯者歧路亡羊，不知所适。因其如此，遂造成了“有得无德”的局面：由于歧路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只能各行其是，倘获其利，则以为自己走对了路而喜乐；不获其利，则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而悲愠——是之谓“患得患失”。

“有得无德”而“患得患失”是“有径无道”时代的本质特征。“得”与“德”的差别在于：“得”是得径而行于歪邪小路，且有所获利，虽有所获而亦有所遗，而非无所不获，故而是有得有失；“德”是得道而行于直通大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求其利，但求所宜，故无所谓得，亦无所谓失。道德昌明之世，人无“患得患失”之忧慽，唯有“与道为际，与德为邻”（《淮南子》）之福乐。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语）世之有道或无道皆由命定，只是其命非孔子所谓“天命”之“命”，而是社会发展规律之命。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所行之道是如《易传》所谓“为道屡迁”、“唯变所适”，而非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决定了人所行之道也具有历史性，每个历史阶段都各有其人所宜行的道，宜于万世的永恒之道是不存在的。社会发展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跃迁，必然导致旧道之废到新道之行的转变。当今之世“有径无道”的局面不过是旧道已废而不宜行，新道未立而无所行的表现，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变迁所必然造成的正常现象，这不是中国社会道德的退化现象，而是中国社会道德的进化现象。

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人道主义世界观来看待和评价如今这无道缺德之世，当然会把它斥之为是背离了某种宜于万世的永恒之道的“道德退化”或“道德颓废”的时代，而这无非是要求世人回归到宜于万世的永恒之道上，在唯物史观看来，这是荒唐可笑的。面对这个无道缺德之世，我们可以也应该直言其无道缺德，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无道缺德不过是无新道缺新德罢了。我们所当加努力的是以新道新德来充实这无道缺德之世，而不是用旧道旧德来修补这个世道。旧道旧德已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之命所废，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成为一种非现实的道德。以这种失去合理性、现实性的旧道德来修补这个无道缺德之世，其结果只会使这世道变得更加无道缺德，甚至可能使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真正的倒退现象，最令人担心之处莫过于此。

“有径无道”的时代呼唤新道德的产生，因此迫切需要顺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之命而勇于拓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