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对不了解的人群很好奇，比如隐士。读陶渊明的诗，读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总让人产生隐居的想法。隐士总给人一种神秘感，总以为那个非主流人群中藏龙卧虎，很容易联想到竹林七贤、风清扬之类传奇人物。

怎样才算真正的隐士？古汉语里“士”是指知识分子，没文化的人就算是在终南山里隐居一辈子，也不能叫隐士。“士”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通“仕”，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去做官。知识分子隐而不仕就是隐士吧。

按这样的理解，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不能全算得上隐士。七贤中嵇康和阮籍最有才华，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他因为不与司马昭合作，39岁就被害死，临死弹奏一曲《广陵散》，慷慨赴死。嵇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乱世中他没能当成真正的隐士。嵇康被害后，向秀被迫去当官，也没当成隐士。

阮籍活了53岁，他比嵇康幸运多了，但他经历了知识分子的痛苦——抛弃了正统的儒家思想转而崇尚老庄。因为才华出众，实际掌权的司马昭集团给他一个官做，他骑驴上任，上任后拆掉衙门的隔墙，仅十几天又骑驴离去。后来阮籍又主动给向政府要了个官职——步兵校尉，其原因是步兵营中有个厨师会做美酒，这点只有爱喝酒的人才能理解。阮籍每日与刘伶饮酒吃肉，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当上皇帝的司马昭想让阮籍的女儿做他儿媳，阮籍竟用连续醉酒两个月的方式拒绝了这门婚事。可以看出阮籍有知识分子的骨气，对当官抱有游戏的态度。虽然当过官，但他算得上一个隐士。 

竹林七贤里山涛是有争议的一个。有人说他的“隐”不过是作秀，一有机会他就出来做官。事实上山涛不仅当了官，还当了很大的官，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但当官的知识分子也不都是庸俗的人，不要因为人家当了官就鄙视人家，关键是看他为什么当官，当官后做了什么。山涛的人品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山涛当官后并没有热衷搞权力斗争，迫害知识分子，而是积极的选拔人才，任人唯贤，而且生活简朴，不行贿受贿。山涛在曹爽被杀后，曾去隐居几年，司马昭一叫他，他又去当官，而且当了个大官、好官。这点他和嵇康不同，性格和处事态度的不同导致两人完全不同的命运。

嵇康曾在山涛去当官后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他断绝友谊。在绝交信中，嵇康写道“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读《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看出，嵇康非常了解自己和山涛，之所以写这封信一方面是为了拒绝山涛引荐去当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山涛划清界限保护山涛。在嵇康临刑前，让自己的子女去投靠山涛，说明他非常信任山涛。山涛不但把嵇康的子女抚养成人，还推荐他儿子去当官。可以看出山涛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非常的够朋友。当然，他不是真正的隐士。

竹林七贤中有意思的是刘伶，他酷爱喝酒，经常在家里脱光衣服喝的酩酊大醉。有人去他家时嘲笑他，他竟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刘伶著有文献《酒德颂》。

竹林七贤中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重用。

王戎可能是竹林七贤里最庸俗的一个。他生于官宦之家，后来又去当官，极其自然。但他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作风实在令人不齿。

所以，知识分子要想做隐士，与政治无关还挺难的。古代的那些隐士，有些是官场失意才去“隐”的，有些是先“隐”又去当官的，有的人没当官却靠“隐”出了名。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隐士。知识分子往往也不能免俗，即使不图利，往往也爱名，走不出名利二字。只有能够完全抛弃名利的知识分子，才能有资格去做一个隐士。

对知识分子而言，重要的不是做不做官，做不做隐士，而是能否找到心灵的归属。正如嵇康所言：“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菜根谭》上说：“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只要心地纯净，又何必求诸一种隐居山林的形式呢？

2012年3月22日于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