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现实意义：还裸分高考的公平

　　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指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本博对此深为赞同。而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现实意义就是：还“裸分高考”的公平。中高考加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多年来，各地的加分政策和“问题加分”牵动着家长神经。这些加分政策对绝大多数考生，尤其是家庭贫困考生、农村考生是极不公平的。他们的高考原始分数即使能上北大、清华的录取线，也可能因这种加分政策而上不了。

本博认为，历次以“高考改-革”名义而层出的“加分”制度，是迎合利益阶层而折腾出来，影响了民众对于公平制度的认同。所以，从多方面来看，“加分”制度不符合公平原则，应当摒弃。

本博认为，高考制度首先是一种公平制度。最重要的是维护其公平性。要用社会公平的一般原则来衡量。其一，公平要依据帕累托原则，即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高考加分，就是为了所谓的“特长生”而损害其他考生的利益；其二，公平要依据罗尔斯原则，即要关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如果，要实施有差别的政策，也应只向弱势群体子女适当倾斜。而高考“特长加分”的差别政策是倾斜于强势群体。所以，即使要“加分”，也应只适用于对教育落后地区和贫困弱势群体子女。

任何一项制度，越简单、明了、稳定，就越便于监督，这样的制度就越可信任。高考“加分”制度，增加了繁复性、增加了人为性、增加了不确定性，所以，高考“加分”对于制度而言，不是好的制度安排。而现阶段，人们给这个以机会公平为主要目的的高考制度附加了其他功能，诸如选拔特殊人才等，其结果是什么都想顾及，却什么都顾及不了，这种多目标函数的“优化”，往往无解。“选拔特殊人才有其他很多方式，也完全可以在大学阶段完成。”况且，对于绝大多数才能突出者而言，他并不需要特殊的照顾，任何公平的方式都足以使之脱颖而出。高考“加分”制度未必就有利于真正的“特长生”。

此外，各地高考加分事项，还有见义勇为等道德方面加分。古代选拨，开始阶段是道德考察性质的推举制度，“举孝廉”、“九品中正制”之类。正因为推荐性质的“举孝廉”等弊端百出，所以，制度设计才有了完全考试性质的“科举”。文革后期，推荐性质的“工农兵大学生”，理论上也属于道德考察。实施的结果，也是弊端百出，所以，制度设计又恢复了完全考试性质的“高考”。道德考察的不可行性，早已被历史多次证明。制度设计者们不该念念不忘。总之，高考，唯一的作用是：测定受试者的智商和知识结构，适合接受哪一层级的教育，与道德层面的褒奖不应有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