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颁完了。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日本能获得那么多，而中国又什么那么难。为什么60-70年代那么困难，能做出一些获奖级别或准获奖级别的研究成果，倒是1980年后这三十五年却做不出。原因多。我来说说，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所需要的体制条件。

首先，做出诺贝尔级成果的科学家，基本都是具有一定“叛逆”精神或性格的人，而我们的从娘胎额教育开始，就是要培养“听话”的学生，要求标准答案，什么都要统一考试，这种叛逆从小就被扼杀了。

做出诺奖级成果的人基本都是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而过去30多年，整个社会基本都在向钱看，看看现在炒房，上海人排队先离婚，再牵手去买房，这样的急功近利的社会谁会静心去做研究？有，也是少数。

诺奖级的研究大都需要合作和大脑风暴式的讨论。当我们的考评机制是考虑第一和通讯作者时，谁会乐意地和你合作，帮你完成，而只能排到中间？有些实验室内部都不交流，材料数据不共享，还谈什么合作？

诺奖级的研究大多具有一定偶然性，不可预知性，而科技部的大项目都是由大佬们先根据自己的需求确定“指南”，哪儿还有不确定性？

诺奖级的研究大多是由教授带着一两个研究生做出来的。往往是学生博后做出些不可解释的结果，再进一步探索出来的。而我们现在鼓励的是大团队，航母级的，设法堆出国家奖，集中成果报yuanshi，一些大牛们一个人带几十个学生，哪有时间和学生讨论一些不可思议的结果？哪个大团队的年轻老师愿意去死扣那些不可思议的结果？做出来，也不是我的，又何必去死扣，为别人做嫁衣裳呢？

一直培养的“标准答案”型思维方式的学生，得到不可思议的结果，往往认为是自己做错了，而不是去思考为什么。探索不确定的结果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现在要求博士毕业一定要发SCI论文，谁愿意去冒不能毕业的风险？不肯冒风险，何来诺奖级的成果？

一些刚刚做出点名堂额年轻人，30多，40多岁的人才，马上就被招募（甚至打破头去 挣）去当院长、主任、校长，甚至地方行政领导，哪儿还有心思在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性科研上？诺贝尔奖级的研究也许就这样被扼杀了。

不消除这些体制的障碍，我想获诺奖级成果，将仍然是渺茫的，至少只会是偶然的，而不会是必然的。

程宗明 2016年10月9日 陕西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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